跟朋友介绍郯城，总是要从银杏开始。
　　
　　郯城，地处临沂市沂沭河冲积平原，东临大海，西通中原，南控江淮，北扼齐鲁，有着全世界面积独一无二的银杏古树群，坐拥30万亩银杏林，位居全国四大银杏产区之首。
　　
　　第四纪冰川后，银杏仅在中国幸存下来，其生命力从郯城县新村广福寺那棵伟岸高大的银杏树上可见一斑，年龄之大，就连史书对它的历史也莫衷一是：从2000岁到3000岁，从西汉永光年间（公元前43年至前39年）到西周时期。可以确定的是，千百年来它都被老乡称为“老神树”。

　　
　　满载银杏树的货车即将发往长沙。

　　银杏搭上春风，“白果”变成“金豆子”
　　
　　两千多年过去，沧海桑田，但新村人对银杏的情愫从未改变。土地上的白果树林，从不亏欠它的子民。靠着卖银杏苗和收银杏叶、银杏树根，新村银杏产业开发区新村社区一村49岁的丁明轩盖起了500多平米的两层楼房，并养大了三个孩子。
　　
　　作为鲁南粮仓，土地是当地农民从古到今最看重的东西。不过，土地不仅要种粮吃饭，还要发展经济。从上世纪80年代，银杏产业异军突起，让当地农民搭上了经济发展的大潮。
　　
　　也就在那时，丁明轩成了村里第一批种银杏树的农民。
　　
　　20世纪80年代，中国经济进入快速发展的年代，地处苏鲁交界的郯城，也迎来了机遇。当时，发达国家发现银杏的药用功效，盛行吃银杏。丁明轩还记得，那时中秋前后，新村家家户户在树下“晃白果”，晾好、去皮、装袋，再去卖，一斤卖到30多元，简直是“金豆子”。后来，银杏叶的药用价值也逐渐被发现，最贵的卖到五六元钱一斤。
　　
　　“地不是很多，三四亩，自己种苗卖，主要还是收购银杏叶和树根。”在丁明轩家楼房的一层，铺了一地银杏叶，雇来的工人正在剥树根上的皮。在银杏这条狭长的产业链条上，卖银杏苗是最初级的，而从村民手中收购叶和根，卖给稍大些的园艺厂也属于初级贩卖，但这并不耽误他一年利润十几万。
　　
　　霜降前后，银杏叶虽没黄尽，二茬青色几乎荡然无存，这意味着，鲜叶收购的忙季已经过去，丁明轩可以暂时歇歇了。
　　
　　就算“全身宝”，难免遇上新问题
　　
　　市场需求是银杏种植最给力的动员令，银杏的现实需求催促着郯城人将银杏种植规模迅速扩大。很多农民不再种粮，而是家家户户栽上了银杏苗，因为市场告诉他们：银杏是“全身宝”。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林权证的颁布带动了果农的积极性。到1999年底，银杏已经遍布郯城全县22个乡镇，在沂河沿岸形成了200平方公里的集中栽植区。
　　
　　在穿梭于沂河岸边运送苗木的车流中，总有一辆，满载禚敬东家的银杏苗。
　　
　　今年43岁的禚敬东从20多岁上干起，卖过果子、叶子、小苗、大苗，现在是郯城绿苑银杏绿化园艺中心总经理，业务延伸至湖北、湖南，大客户有些来自北京或杭州这样的大城市。在北京奥运会和上海世博会上的绿化植被中，就有郯城银杏。
　　
　　这天，一车载满大小200株银杏苗的大车轰轰驶出场区，发往长沙。“现在不是忙季，过年和三四月份是栽苗子最好的时候，那是旺季。”禚敬东说。去年，他的公司往南方走了四五十车货，每车30吨左右。
　　
　　几千几万株的苗木成批往外运，就在我们眼前这个3亩多大的地方，鱼不惊水不跳地集散而去，繁忙程度可见一斑。
　　
　　在新村社区一村有五六百户人家，跟银杏沾边、像他这样从事苗木销售的经营户占20%，其余的则是丁明轩那样的小商贩，“从外面买苗子或是收树根、叶子转卖，为附近周围四五十里地的种植散户卖一卖苗”。从收来的银杏苗里，禚敬东会按客户电话里对苗高低、粗数、质量、分枝点的要求，“要什么(品相)发什么”。
　　
　　但这两年，尤其是今年，禚敬东明显感觉生意不好做。“要货量小了，价格也降了。”他指着眼前的银杏苗感慨：“像这种树，以前能卖一万三四(一株)，现在就一千多块钱，比高峰时期没法比，零头都不到。”
　　
　　回想生意最好的时候，禚敬东一年能卖200万元钱。不过，这是没有刨除场地承包费3万、湖南湖北两个摊位4万多租金、在网络报纸打广告的2万，以及每趟运输1万多的车费和装卸工人的工资等等成本的毛利润。如今，禚敬东的孩子都在本地读书，在家乡有好几套房子，商人禚总略表谦虚：“我根本不算‘大户’，发财谈不上，丰衣足食，丰衣足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