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塔”掌门褚时健的商海沉浮
2012年11月5日，由云南“红塔集团”原董事长褚时健精心培育的橙子在北京市场一亮相，便因味美、甘甜受到广大消费者追捧。20吨橙子，5天时间即销售一空，最多一天卖出近1600箱，创造了京城初冬水果市场的销售奇迹。一时间，这位中国昔日的“烟草大王”、最受争议的财经人物，再一次走进了人们的视野。
变濒临倒闭的小厂为行业大鳄
褚时健1928年出生在云南玉溪一户普通农家。他自幼头脑灵活，聪明好学，步入社会后很快受到领导器重，27岁就担任了玉溪行政公署人事科长。1979年，地处烟叶盛产之地的玉溪卷烟厂濒临倒闭。为拯救这个始建于1956年的老厂，组织上任命时年51岁的褚时健出任厂长。上任后，褚时健没有急于发号施令。他做的第一件事，就是挨门挨户到职工家走访、搞调查。当他走进一位老工人家中，看到祖孙三代挤住在一间十几平方米的小屋里，他落泪了；当他得知全厂有三分之一的职工居住条件都如此困难时，他眉头紧蹙，立即决定为职工建宿舍楼。这个决定感召力很强，全厂当时一片沸腾。工人说：“领导心中有‘人’字，我们心中就有‘家’字。”
解决了职工后顾之忧后，褚时健开启了第二步骤，实行大刀阔斧改革，打破大锅饭，在烟厂实施“单箱卷烟工资奖金含量包干”。这种大包干，就像联产承包使农民一夜吃饱穿暖一样，很快调动起全厂职工的积极性，让玉溪卷烟厂打了翻身仗。此后，他又两下决心，花巨资引进国外设备、先进技术，此举大大提高了玉溪卷烟厂的生产能力，工厂迅速步入了发展的快车道。1995年9月，为了谋求更大的发展，褚时健又以玉溪卷烟厂为基础，整合周边烟草生产、营销资源，组建了“红塔集团”。
“红塔集团”成立一年后，褚时健掌控的卷烟生产、营销规模，就从他上任时的每年27.5万箱，实现税利9700万元，固定资产不到1000万元，猛增至每年218.3万箱，实现税利193亿元，固定资产超过70亿元，所创利税不仅超过了当时位列全国工业企业第一名的大庆石化，而且占云南全省年财政收入的近60%。同时，“红塔山”品牌的无形资产达到了353亿元，跃居中国企业品牌之首，“红塔集团”也一跃成为世界第五大烟草企业。当时，一位中央领导视察“红塔集团”时感叹地说：“这不是烟厂，简直就是印钞厂！”
从濒临倒闭的无名小厂到行业大鳄，在玉溪卷烟厂发展成“红塔集团”过程中，褚时健的付出，多次受到国家、省、市政府的表彰，他先后获得了许多荣誉称号，其中最令人瞩目的是1994年他被评为全国“十大改革风云人物”，很多普通老百姓更是把他称为中国“烟王”。
从“烟王”到“橙王"
1998年，对于“烟王”褚时健来说是个特殊的年份，已经整整70岁的他，在“红塔集团”继续飞速发展之时，人生一下跌入了深渊。
1998年1月，新华社通电全国：云南省“红塔集团”原董事长褚时健因严重经济违法违纪案，经过联合调查取证，已取得重大突破。经查，褚时健利用职权和职务之便，主谋**私分公款355万美元，其中他个人**170多万美元；另外，利用职权为他人批烟谋利，其亲属从中大肆索要、收取钱物，其女儿共索要和接受3630万元人民币、100万元港币、30万美元，妻子及其他亲属共收受145.5万元人民币、8万美元、3万元港币及大量贵重物品，其行为严重违反了党纪国法。
新华社的通电如同炸雷，立即震惊全国。引发褚时健违法犯罪问题的导火索，是一封发自河南的举报信。1995年年初，中纪委接到一封举报信，信中反映河南洛阳个体烟贩林某勾结三门峡烟草公司有关人员，通过向褚时健家人**取得卷烟指标，从中获利800余万元。中纪委对这封举报信非常重视，立即组成联合调查组，对褚时健及其家人展开了调查。很快，调查组掌握了褚时健等人的犯罪事实，并将案件移送至司法机关依法处理。
1999年1月9日，褚时健案侦查终结，检察机关提起公诉。经云南省高级人民法院审理，褚时健以**罪和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两罪并罚，被判处无期徒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
判决后，褚时健认罪伏法，积极改造，两年后即被减刑为有期徒刑17年。2002年，他又因患严重的糖尿病，获准保外就医。
回到离别多年的家中，看着冷清的情景，褚时健为自己的罪责感到深深的内疚：女儿褚映红1995年12月被收审时在牢房里自杀身亡了，这些年来家中只剩下年迈多病的妻子马静芬一个人。短暂休息一段时间后，褚时健觉得不能就这样呆在家里，应该做点什么。于是，经过一番调查和谋划，他决定和弟弟褚时佐一起到位于玉溪新平县与景东、镇沅、楚雄、双柏四县交界处的哀牢山，承包荒山，种植甜橙。亲友们知道他的决定后，纷纷劝他：“哀牢山海拔3000多米，是出了名的贫困地区，生活很艰苦，你都70多岁了，能吃得消吗？你想干事，在市内干点什么不行，干嘛非得跑到那个穷地方！”褚时健知道大家都是为自己好，沉思片刻说出了自己的想法：“我之所以选择哀牢山，有两个原因：一是凭借以前下乡与烟农打交道所见所闻积累的经验，觉得哀牢山自然条件不错，无论土壤、水源还是气候，都特别适合种橙子；二是我去那里时发现，由于当地村民一直抱着只有种粮食才能养家糊口的陈旧观点，生产单一，因此收入很低，生活过的很苦，我想带领村民们改变现状，通过种植甜橙帮他们尽快脱贫致富！”听了褚时健的话，亲友们明白了他的心思，不再说什么。
很快，褚时健在哀牢山租了2000多亩荒山扎下根来，从引进优质甜橙苗，到雇佣农民开山栽种，他一步步脚踏实地干起来。褚时健清楚，这么大的果园，要丰收、要创利，必须在管理上下功夫。于是，他又采用了当年经营烟厂时施行的“单箱卷烟工资奖金含量包干”模式，给雇佣的300多名果农制定了生产标准，标准细到每棵橙树应该怎么栽、怎么打理，每年应该结多少果。与此同时，还建立了激励机制：一个果农只要完成规定的任务且质量达标，就能领到8000元钱工资，年终还能得2000多元奖金。这样一来，一个果农守家在业，一年收入便可达到上万元，是当地农民年均收入的5倍以上，比到外面打工还划算，故而果农们生产积极性非常高。褚时健把他这种管理办法称作是与农民互助共赢的种植模式。褚时健说：“这实际就是一种‘利益联盟’，这一办法，无论我干什么，都会使用，轻易不会改变，尤其现在，因为我对农民是有感情的，希望他们都能富起来，有好日子过！”
由于管理得法，果园很快发展起来，品质优良的甜橙投放市场后立即受到欢迎，打开销路。当时，昆明市场上橙子10元钱3斤都有些卖不动，可褚时健的甜橙竟一斤卖到8元还供不应求。初战告捷后，褚时健马上按照现代企业管理办法加大管理力度，注册成立了“新平金泰果品有限公司”，他虽然不是法人代表，但是实际掌门人。随后，他给甜橙注册了“云冠”商标，并通过农业部农产品质量监督检验测试中心检测，获得了中国绿色食品发展中心颁发的绿色食品A级产品证书，将优质甜橙远销到广东、上海等全国很多省市。这一系列举措，让“新平金泰果品有限公司”步入了健康发展的快车道，并不断壮大。如今，“金泰公司”已成为拥有35万株冰糖橙，固定资产8000多万元，年利润3000多万的大型现代农业企业。仅短短10时间，褚时健又创造出一个奇迹，他也因身价过亿，赢得了“橙王”的美誉，他种植的甜橙被人们亲切地称为“褚橙”。
人生沉浮引发社会思考
不久前，一些媒体记者采访深圳“万科集团”董事长王石时，有人问他：“你最尊敬的企业家是谁？”王石沉吟了一下，说出了一个人的名字。令记者们没想到的是，这个名字不是全球首富巴菲特或比尔·盖茨，也不是房地产界的某位成功人士，而是褚时健。
其实，早在2003年，王石就对褚时健的创业精神表达了敬佩之意。那年，王石专程到哀牢山看望褚时健。他见到褚时健时，褚时健身着一件普通圆领汗衫，脚上穿着一双地摊上随处可见的塑料凉鞋，正在果园里忙碌着，花白的头发被风吹得有些凌乱，脸晒得通红。这一形象，与王石想象中的褚时健迥异。当王石怀疑褚时健从湖南引进的“冰糖橙”种苗能否适应这遥远异乡水土时，褚时健给他详细分析了当地土地的酸碱度以及高海拔地区的湿度、温差等因素，并一一列出了这些因素对橙苗生长的有利之处，一条条一件件非常清晰，王石不由自主地感叹：“他简直变成了一个种橙专家。”而听了时已75岁的褚时健对果园未来发展前景的描述，王石更是感叹不已。这次与褚时健见面后，王石公开说：“虽然我认为他确实犯了罪，但这并不妨碍我对他作为一个企业家的尊敬。”
王石的说法颇有代表性。褚时健被判刑10多年来，社会各界对他功与罪的议论从来没断过。当年，褚时健案子宣判后，很多法律专家仔细阅读了云南省高级人民法院所作的判决书，大家一致认为是一份非常出色的法律文书，在我国现有的法律框架之内对他作出那样的判决是经得起历史推敲的。但抛开法律问题，一些专家则发表了这样的评论：褚时健是功不掩过，过不遮功。曾经和褚时健在经营思想上有过较深交流的云南“陆劲高速公路公司”董事长张光亚说：“我认为，褚时健的功过要分开。他在“红塔集团”时，提出过很多促进企业发展的好思路，使云南烟草走上了全国，乃至世界的舞台，对于云南的发展他是做过贡献的，我们不应该忘记他。当然，他犯了罪，自己也必须负责！”
当年为褚时健做辩护的云南“震序律师事务所”律师马军，如今还保留着这样的印象：褚时健是一位思想活跃、工作“玩命”、生活俭朴的企业家。“他吃不惯宴席，即便赴宴，也是经常拿一个大碗，将饭菜盛满，三下五除二就解决掉。他不喝酒，惟一感兴趣的是烟，因为在烟厂，他一直坚持自己品鉴产品。”
那么为什么这样一个工作“玩命”、生活俭朴的人，最终沦为**犯呢？许多法律界、经济界和企业界人士认为：体制和分配问题，是导致褚时健犯罪的一个最重要的客观原因。褚时健实际掌权18年，18年间，他将一家名不见经传、濒临倒闭的玉溪卷烟厂建成了品牌价值350多亿元，实现利税上千亿元的“烟草帝国”，而18年来，他的全部收入仅仅80多万元，还不及一些明星大腕一年收入的零头。正如云南大学一位教授一针见血指出的那样：“付出与所得严重脱节，悲剧很难避免。”
值得庆幸的是，褚时健一案发生后，引起了中央领导和有关职能部门的高度重视，我国很快建立并推行企业家激励机制，从制度上保证了那些为国家创造出高额利税的企业家们，付出辛勤劳动后有了相对公平的回报。仅以红塔集团为例，褚时健之后，他的继任者年薪远远超过了他，一年的工资比他18年加起来还多。从这个意义上讲，褚时健的落马，也算为社会做了一点贡献！
或许正因为褚时健一案是我国改革开放以来，经济体制改革过程中影响最大、关注度最高的一个案件，因此，褚时健虽然被判了刑，但却从没离开人们的视野，尤其是他跌倒后又站起，书写了一段从“烟王”变“橙王”的传奇后，关注度越来越高。2009年，我国改革开放30周年之际，云南媒体发布了一份“改革开放30年影响云南30人”名单，在这份名单中褚时健的名字赫然其中，且名列第五，在社会上引起强烈反响。如今时隔3年，随着“褚橙”在北京热销，褚时健再次成为人们关注的焦点，社会反响亦更加强烈，不仅新华网、人民网等国内知名网站发了消息，做了评论，称褚时健的沉浮是很好的励志范本。“褚橙”进京销售当天，潘石屹、杨锦麟、梁冬、章诒和等许多商界、文化界知名人士也纷纷发微博，大赞褚时健不甘沉沦的精神，说“褚橙”如人生。著名作家章诒和在微博中写道：84岁的褚时健带“褚橙”进京出售，他受争议，更受称许！11月13日，章诒和再发微博：昔日“烟王”，今日“橙王”，名不虚传——一个无关荣辱、有关岁月的传奇！更有一些年轻人了解了褚时健的经历后，发微博称：84岁的褚时健仍在奋斗，与其跌宕的人生经历相比，尚年轻的我们所经历的挫折和困难真是毛毛雨……
人生沉浮，百味杂陈。现在，面对社会的关注和议论，褚时健很平静，他说：“外面的议论我听到了，我希望对我的事情的关注能淡下来！在有生之年，我最大的愿望就是把果园管理好，为当地经济发展做些贡献！”
美国名将巴顿有句名言：衡量一个人的成功标志，不是看他登到顶峰的高度，而是看他跌到低谷的反弹力。如果说褚时健从“烟王”到“橙王”是成功的话，那这句用在他身上再合适不过了。
（摘自《西部·法制文学》）
变濒临倒闭的小厂为行业大鳄
褚时健1928年出生在云南玉溪一户普通农家。他自幼头脑灵活，聪明好学，步入社会后很快受到领导器重，27岁就担任了玉溪行政公署人事科长。1979年，地处烟叶盛产之地的玉溪卷烟厂濒临倒闭。为拯救这个始建于1956年的老厂，组织上任命时年51岁的褚时健出任厂长。上任后，褚时健没有急于发号施令。他做的第一件事，就是挨门挨户到职工家走访、搞调查。当他走进一位老工人家中，看到祖孙三代挤住在一间十几平方米的小屋里，他落泪了；当他得知全厂有三分之一的职工居住条件都如此困难时，他眉头紧蹙，立即决定为职工建宿舍楼。这个决定感召力很强，全厂当时一片沸腾。工人说：“领导心中有‘人’字，我们心中就有‘家’字。”
解决了职工后顾之忧后，褚时健开启了第二步骤，实行大刀阔斧改革，打破大锅饭，在烟厂实施“单箱卷烟工资奖金含量包干”。这种大包干，就像联产承包使农民一夜吃饱穿暖一样，很快调动起全厂职工的积极性，让玉溪卷烟厂打了翻身仗。此后，他又两下决心，花巨资引进国外设备、先进技术，此举大大提高了玉溪卷烟厂的生产能力，工厂迅速步入了发展的快车道。1995年9月，为了谋求更大的发展，褚时健又以玉溪卷烟厂为基础，整合周边烟草生产、营销资源，组建了“红塔集团”。
“红塔集团”成立一年后，褚时健掌控的卷烟生产、营销规模，就从他上任时的每年27.5万箱，实现税利9700万元，固定资产不到1000万元，猛增至每年218.3万箱，实现税利193亿元，固定资产超过70亿元，所创利税不仅超过了当时位列全国工业企业第一名的大庆石化，而且占云南全省年财政收入的近60%。同时，“红塔山”品牌的无形资产达到了353亿元，跃居中国企业品牌之首，“红塔集团”也一跃成为世界第五大烟草企业。当时，一位中央领导视察“红塔集团”时感叹地说：“这不是烟厂，简直就是印钞厂！”
从濒临倒闭的无名小厂到行业大鳄，在玉溪卷烟厂发展成“红塔集团”过程中，褚时健的付出，多次受到国家、省、市政府的表彰，他先后获得了许多荣誉称号，其中最令人瞩目的是1994年他被评为全国“十大改革风云人物”，很多普通老百姓更是把他称为中国“烟王”。
从“烟王”到“橙王"
1998年，对于“烟王”褚时健来说是个特殊的年份，已经整整70岁的他，在“红塔集团”继续飞速发展之时，人生一下跌入了深渊。
1998年1月，新华社通电全国：云南省“红塔集团”原董事长褚时健因严重经济违法违纪案，经过联合调查取证，已取得重大突破。经查，褚时健利用职权和职务之便，主谋**私分公款355万美元，其中他个人**170多万美元；另外，利用职权为他人批烟谋利，其亲属从中大肆索要、收取钱物，其女儿共索要和接受3630万元人民币、100万元港币、30万美元，妻子及其他亲属共收受145.5万元人民币、8万美元、3万元港币及大量贵重物品，其行为严重违反了党纪国法。
新华社的通电如同炸雷，立即震惊全国。引发褚时健违法犯罪问题的导火索，是一封发自河南的举报信。1995年年初，中纪委接到一封举报信，信中反映河南洛阳个体烟贩林某勾结三门峡烟草公司有关人员，通过向褚时健家人**取得卷烟指标，从中获利800余万元。中纪委对这封举报信非常重视，立即组成联合调查组，对褚时健及其家人展开了调查。很快，调查组掌握了褚时健等人的犯罪事实，并将案件移送至司法机关依法处理。
1999年1月9日，褚时健案侦查终结，检察机关提起公诉。经云南省高级人民法院审理，褚时健以**罪和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两罪并罚，被判处无期徒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
判决后，褚时健认罪伏法，积极改造，两年后即被减刑为有期徒刑17年。2002年，他又因患严重的糖尿病，获准保外就医。
回到离别多年的家中，看着冷清的情景，褚时健为自己的罪责感到深深的内疚：女儿褚映红1995年12月被收审时在牢房里自杀身亡了，这些年来家中只剩下年迈多病的妻子马静芬一个人。短暂休息一段时间后，褚时健觉得不能就这样呆在家里，应该做点什么。于是，经过一番调查和谋划，他决定和弟弟褚时佐一起到位于玉溪新平县与景东、镇沅、楚雄、双柏四县交界处的哀牢山，承包荒山，种植甜橙。亲友们知道他的决定后，纷纷劝他：“哀牢山海拔3000多米，是出了名的贫困地区，生活很艰苦，你都70多岁了，能吃得消吗？你想干事，在市内干点什么不行，干嘛非得跑到那个穷地方！”褚时健知道大家都是为自己好，沉思片刻说出了自己的想法：“我之所以选择哀牢山，有两个原因：一是凭借以前下乡与烟农打交道所见所闻积累的经验，觉得哀牢山自然条件不错，无论土壤、水源还是气候，都特别适合种橙子；二是我去那里时发现，由于当地村民一直抱着只有种粮食才能养家糊口的陈旧观点，生产单一，因此收入很低，生活过的很苦，我想带领村民们改变现状，通过种植甜橙帮他们尽快脱贫致富！”听了褚时健的话，亲友们明白了他的心思，不再说什么。
很快，褚时健在哀牢山租了2000多亩荒山扎下根来，从引进优质甜橙苗，到雇佣农民开山栽种，他一步步脚踏实地干起来。褚时健清楚，这么大的果园，要丰收、要创利，必须在管理上下功夫。于是，他又采用了当年经营烟厂时施行的“单箱卷烟工资奖金含量包干”模式，给雇佣的300多名果农制定了生产标准，标准细到每棵橙树应该怎么栽、怎么打理，每年应该结多少果。与此同时，还建立了激励机制：一个果农只要完成规定的任务且质量达标，就能领到8000元钱工资，年终还能得2000多元奖金。这样一来，一个果农守家在业，一年收入便可达到上万元，是当地农民年均收入的5倍以上，比到外面打工还划算，故而果农们生产积极性非常高。褚时健把他这种管理办法称作是与农民互助共赢的种植模式。褚时健说：“这实际就是一种‘利益联盟’，这一办法，无论我干什么，都会使用，轻易不会改变，尤其现在，因为我对农民是有感情的，希望他们都能富起来，有好日子过！”
由于管理得法，果园很快发展起来，品质优良的甜橙投放市场后立即受到欢迎，打开销路。当时，昆明市场上橙子10元钱3斤都有些卖不动，可褚时健的甜橙竟一斤卖到8元还供不应求。初战告捷后，褚时健马上按照现代企业管理办法加大管理力度，注册成立了“新平金泰果品有限公司”，他虽然不是法人代表，但是实际掌门人。随后，他给甜橙注册了“云冠”商标，并通过农业部农产品质量监督检验测试中心检测，获得了中国绿色食品发展中心颁发的绿色食品A级产品证书，将优质甜橙远销到广东、上海等全国很多省市。这一系列举措，让“新平金泰果品有限公司”步入了健康发展的快车道，并不断壮大。如今，“金泰公司”已成为拥有35万株冰糖橙，固定资产8000多万元，年利润3000多万的大型现代农业企业。仅短短10时间，褚时健又创造出一个奇迹，他也因身价过亿，赢得了“橙王”的美誉，他种植的甜橙被人们亲切地称为“褚橙”。
人生沉浮引发社会思考
不久前，一些媒体记者采访深圳“万科集团”董事长王石时，有人问他：“你最尊敬的企业家是谁？”王石沉吟了一下，说出了一个人的名字。令记者们没想到的是，这个名字不是全球首富巴菲特或比尔·盖茨，也不是房地产界的某位成功人士，而是褚时健。
其实，早在2003年，王石就对褚时健的创业精神表达了敬佩之意。那年，王石专程到哀牢山看望褚时健。他见到褚时健时，褚时健身着一件普通圆领汗衫，脚上穿着一双地摊上随处可见的塑料凉鞋，正在果园里忙碌着，花白的头发被风吹得有些凌乱，脸晒得通红。这一形象，与王石想象中的褚时健迥异。当王石怀疑褚时健从湖南引进的“冰糖橙”种苗能否适应这遥远异乡水土时，褚时健给他详细分析了当地土地的酸碱度以及高海拔地区的湿度、温差等因素，并一一列出了这些因素对橙苗生长的有利之处，一条条一件件非常清晰，王石不由自主地感叹：“他简直变成了一个种橙专家。”而听了时已75岁的褚时健对果园未来发展前景的描述，王石更是感叹不已。这次与褚时健见面后，王石公开说：“虽然我认为他确实犯了罪，但这并不妨碍我对他作为一个企业家的尊敬。”
王石的说法颇有代表性。褚时健被判刑10多年来，社会各界对他功与罪的议论从来没断过。当年，褚时健案子宣判后，很多法律专家仔细阅读了云南省高级人民法院所作的判决书，大家一致认为是一份非常出色的法律文书，在我国现有的法律框架之内对他作出那样的判决是经得起历史推敲的。但抛开法律问题，一些专家则发表了这样的评论：褚时健是功不掩过，过不遮功。曾经和褚时健在经营思想上有过较深交流的云南“陆劲高速公路公司”董事长张光亚说：“我认为，褚时健的功过要分开。他在“红塔集团”时，提出过很多促进企业发展的好思路，使云南烟草走上了全国，乃至世界的舞台，对于云南的发展他是做过贡献的，我们不应该忘记他。当然，他犯了罪，自己也必须负责！”
当年为褚时健做辩护的云南“震序律师事务所”律师马军，如今还保留着这样的印象：褚时健是一位思想活跃、工作“玩命”、生活俭朴的企业家。“他吃不惯宴席，即便赴宴，也是经常拿一个大碗，将饭菜盛满，三下五除二就解决掉。他不喝酒，惟一感兴趣的是烟，因为在烟厂，他一直坚持自己品鉴产品。”
那么为什么这样一个工作“玩命”、生活俭朴的人，最终沦为**犯呢？许多法律界、经济界和企业界人士认为：体制和分配问题，是导致褚时健犯罪的一个最重要的客观原因。褚时健实际掌权18年，18年间，他将一家名不见经传、濒临倒闭的玉溪卷烟厂建成了品牌价值350多亿元，实现利税上千亿元的“烟草帝国”，而18年来，他的全部收入仅仅80多万元，还不及一些明星大腕一年收入的零头。正如云南大学一位教授一针见血指出的那样：“付出与所得严重脱节，悲剧很难避免。”
值得庆幸的是，褚时健一案发生后，引起了中央领导和有关职能部门的高度重视，我国很快建立并推行企业家激励机制，从制度上保证了那些为国家创造出高额利税的企业家们，付出辛勤劳动后有了相对公平的回报。仅以红塔集团为例，褚时健之后，他的继任者年薪远远超过了他，一年的工资比他18年加起来还多。从这个意义上讲，褚时健的落马，也算为社会做了一点贡献！
或许正因为褚时健一案是我国改革开放以来，经济体制改革过程中影响最大、关注度最高的一个案件，因此，褚时健虽然被判了刑，但却从没离开人们的视野，尤其是他跌倒后又站起，书写了一段从“烟王”变“橙王”的传奇后，关注度越来越高。2009年，我国改革开放30周年之际，云南媒体发布了一份“改革开放30年影响云南30人”名单，在这份名单中褚时健的名字赫然其中，且名列第五，在社会上引起强烈反响。如今时隔3年，随着“褚橙”在北京热销，褚时健再次成为人们关注的焦点，社会反响亦更加强烈，不仅新华网、人民网等国内知名网站发了消息，做了评论，称褚时健的沉浮是很好的励志范本。“褚橙”进京销售当天，潘石屹、杨锦麟、梁冬、章诒和等许多商界、文化界知名人士也纷纷发微博，大赞褚时健不甘沉沦的精神，说“褚橙”如人生。著名作家章诒和在微博中写道：84岁的褚时健带“褚橙”进京出售，他受争议，更受称许！11月13日，章诒和再发微博：昔日“烟王”，今日“橙王”，名不虚传——一个无关荣辱、有关岁月的传奇！更有一些年轻人了解了褚时健的经历后，发微博称：84岁的褚时健仍在奋斗，与其跌宕的人生经历相比，尚年轻的我们所经历的挫折和困难真是毛毛雨……
人生沉浮，百味杂陈。现在，面对社会的关注和议论，褚时健很平静，他说：“外面的议论我听到了，我希望对我的事情的关注能淡下来！在有生之年，我最大的愿望就是把果园管理好，为当地经济发展做些贡献！”
美国名将巴顿有句名言：衡量一个人的成功标志，不是看他登到顶峰的高度，而是看他跌到低谷的反弹力。如果说褚时健从“烟王”到“橙王”是成功的话，那这句用在他身上再合适不过了。
（摘自《西部·法制文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