黯然入狱
　　
　　引国企高层薪酬改革
　　
　　10月24日至26日，记者在玉溪市红塔区大营街镇，听到最多的是对褚时健的夸赞和同情。随便问到当地的任何一个人，他们都能把你带到褚时健的门前。
　　
　　那是一个高档别墅小区，褚时健保外就医后一直居住于此。但小区居民说，他们并不经常看到“褚老”，平时除了上山看橙子，褚时健就把自己关在家里，“他喜欢安静。”这是小区居民的共识。
　　
　　1994年，褚时健当选为“全国十大改革风云人物”，个人荣誉上到了一个新高度。但由于当时中国的企业家激励机制与监督体制不健全，国营企业讲效益、讲管理，却没有考虑到利益的分配。
　　
　　最开始，褚时健想到的是提高职工收入。他打破死工资制，对工人搞计件，出来一件烟，政府拿100元，工人拿5元。工人获益了，管理者却被忽略了，经常会出现普通工人的工资比厂长还高的情况。
　　
　　于是，褚时健开始铤而走险。1995年，一封匿名检举信举报褚时健**受贿。当时，褚时健的女儿和老伴儿已被关在洛阳监狱。同年，他唯一的女儿在狱中自杀，听到消息的褚时健潸然泪下。
　　
　　随后，褚时健黯然离开执掌18年的红塔集团。1999年，他被处无期徒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再后来，他减刑为有期徒刑17年。2002年他因为严重的糖尿病获批保外就医，回到家中居住养病。
　　
　　当时在法庭上，褚的律师马军说出了他著名的“富庙穷方丈”的观点。马军说，虽然褚时健犯了罪，应受到法律的追究，但他是为大庙做出了巨大贡献的方丈，只不过看着灯油多了，想分点灯油回家炒菜。
　　
　　这个观点此后一直被人津津乐道，褚时健本人也在中国国企改革史上成了一个标志性人物，红塔集团的许多人都认为“褚时健是在不该拿钱的时候，拿了他应该拿的钱”。在学界和企业界，褚时健同样有着不少的同情者。
　　
　　更令人唏嘘的是，该案引发了国企高管薪酬制度的改革。就在褚时健被判刑的第二年，红塔集团新总裁拿到了100万的年薪，而褚时健当了18年的厂长，全部收入仅有60多万元，不足新总裁一年的工资。
　　
　　75岁进山
　　
　　再造“橙王”传奇
　　
　　记者在“褚橙”基地见到褚时健时，这位85岁高龄的老人，不时在这栋小楼上行走，但总是低着头，一言不发，且步履缓慢，似乎一直在思考。
　　
　　从玉溪市区往西南160公里，要转3趟客车，然后再步行3公里山路，才能到达大山深处的“褚橙”基地。10月26日，记者搭乘一辆收废品的三轮车，从云南玉溪市戛洒镇进入深山。
　　
　　三轮车师傅杨斌是贵州人，当说起山上种橙子的“褚老板”时，他便滔滔不绝。“因为有了橙子，才有了大批农民搬进山，于是才有废品可以收。”杨斌说，他在“褚橙”基地收废品已有3年，山上山下的人，都说褚老板是好人。
　　
　　2002年保外就医之后，因“闲不得”的性格，褚时健和老伴儿走进了深山，既为疗养身体，也为二次创业。他们从亲朋好友那里借了1000万元，租下新平县一个破产的农场和2000余亩山地，开始种橙子。褚时健认为，戛洒有合适的气候和环境条件，只要种植技术过关，就肯定能种出一流的水果。
　　
　　然而，种橙子并不是一帆风顺，开始的六七年，问题不断。直到2009年，褚时健才还清1000万元债务，之后开始慢慢盈利。2012年，“褚橙”基地产值7695万元，实现利润3599万元。
　　
　　现在，基地共有2800亩，分成4个作业站，一个作业站管理30多户人家，目前有115户人家，一户两个劳动力。一户人家管着2500株果树，他们是相对稳定的合同工。负责管理的是26个人，以技术为主。每个月的月底，褚时健都会到果园来，因为发工资需要他签名。
　　
　　在山上，记者见到了给褚时健打了4年工的罗忠勇。“现在，每户人家一年能挣五六万元，我们还可以养鸡、养猪，不少农户直接在山上盖新房，买车跑运输，跟着褚老板有前途啊！”提到褚时健，罗忠勇言语间全是感激和赞叹。
　　
　　对于未来“褚橙”的发展，褚时健其实已经有了更长远的打算。一个“褚橙庄园建设”的规划和进展情况介绍，就摆在“褚橙”基地的大门内侧——现在的基地扩建成生态旅游景点；种植基地扩展8000亩，使基地总面积达到1万亩；在新平工业园区桂山片区建设日处理能力150吨的选果厂和年处理1万吨原料的果汁厂。
　　
　　11年来，尽管从玉溪的家里到基地需要颠簸4个多小时的山路，但褚时健一直保持着每个月上山3次的习惯，亲自下地查看橙子。
　　
　　老伴儿马静芬说，褚老年纪大了，身体也不太好，不想被打扰。距离小楼不足10米远的扩建工地上，正在建新的楼房，机器的轰鸣声整个白天都没停，拉水泥、钢材的汽车，也不时从褚时健办公的小楼前经过。许许多多的声响，都在打搅他的“安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