褚时健:犯了错要及时改 创业永远都不会太晚

商报记者 姜锋
　　
　　新中国成立前，他是代号“黑猫”的地下党;“反右”时，他被打成了右派;上世纪八九十年代，他是叱咤风云的“烟王”;1995年，他及家人接受经济问题调查，女儿自杀;1999年，他被判入狱;2001年，73岁的他重回哀牢山，筹措资金改造山地，种起了橙子。10年后，一种名为“褚橙”的水果进入人们的视线--年产10000吨，利润超过6000万元，被称为“云南最好吃的橙子”“中国最励志的橙子”，风靡全国。
　　
　　他，就是现在被人们称为“橙王”的褚时健。
　　
　　对于很多人来说，关于褚时健，他们最想知道的是，这样一个历经人生波折的老人，是什么力量使他在人生的晚年，还作出了种橙子的创业举动?他的成功基因是什么，是否可以复制?近日，褚时健唯一授权的传记、先燕云和张赋宇撰写的《褚时健:影响企业家的企业家》由中南博集天卷文化传媒有限公司出版，也再次引起了人们的关注。
　　
　　日前，褚时健接受了记者邮件专访，道尽86年风雨人生。褚时健说，犯了错要及时改，而创业永远都不会太晚。他说:“不管是给国家干还是为自己干，我都有一个不变的追求，沾着手的事情就要干好。大事小事都一样。我有过失败，有过教训，能走到今天，还是个性使然。我这个人的性情就是不服输，用句时髦的话说:看重自我价值的证明。我希望对我的家乡、对我的民族、对我的国家做点好事，我们这一代人，逃不掉的有一种大的责任感。干好自己的事情，这就是我的追求。”
　　
　　现年86岁的褚时健，还在盘算着五年规划、十年规划，在自己人生的山峰上攀登……
　　
　　不管是顺境还是逆境
　　
　　都只想着把事情干好
　　
　　商报记者:你这一生经历很多的变故，你一次次走出来，内在的驱动力是什么?
　　
　　褚时健:我的坎坷比别人多，这是事实。我的习惯就是要做事情。我倒霉的时候，没人理我，我就自己找事情去干。这么多年来，我搞过农场，搞过养殖，搞过种植，酿酒、制糖、造纸、种烟叶、做烟花这些行当我都干过。我被划成右派时，很多朋友为我抱屈，说社会不公，我说别说那些了，杂念少了，不管在哪里，也不管顺境还是逆境，都只想着把事情干好。
　　
　　文革时期，厂里有两派在争权，但我不站队，只想把厂子搞好。后来大家的生活有了提高，也是你斗过去，我斗过来，像我这样被戴过右派帽子的人，倒没有一个人斗我，他们哪一派上台都要来找我，我抓着生产，生产不垮，那个派就正确了。所以文革时期，我出人意料地没有被斗过。
　　
　　商报记者:这本传记回顾了你之前的人生经历，对此，你有什么感触?
　　
　　褚时健:我这一生，要说经历能比别人多，也是和我这个人对社会的态度、对工作的态度有关系。我认为该干的事情干好，心上才舒服。我这个人连过日子也会先挑重要的，大事我会先把关，小事我都不管。所以，在有些时候就会引起很多人的争议。像上世纪80年代到90年代中期这段时间，有很多人不理解我为什么挑难做的事情去做，当我认准了一件事情值得去做的时候，就不会太过计较个人利益，计较太多了，你不敢去做了。
　　
　　商报记者:很多年轻人找你来“讨秘诀”，你认为你身上的什么值得他们学习?
　　
　　褚时健:以前有一次，我去国外出差了四十多天，厂里给我打电话说，不行了，你去得太长了，快点回来。这个时候我才觉得对于一个企业，我能够起点作用。
　　
　　我比较笨，但是我下功夫。别人想一遍，我想五遍，想八遍。很多人不愿意干的事，我认准了就去干。
　　
　　上世纪80年代到90年代中，我们搞了个“第一车间”下田，也就是直接控制烟叶的生产，管烟叶质量。这个事情是很复杂的，涉及的问题很多。当时国家刚刚改革开放，很多放宽的政策真正下到地方，往往需要过程，执行起来也需要时间。原料供应这个问题，有些人说你不该管，人家农业部门会搞嘛。但这个问题阻碍了我们发展，甚至影响了中国烟草的发展。
　　
　　那个时候没有好烟料，没有好烟料就做不出好产品。这种事情别人不愿意干，我还是去干了，因为我觉得这个问题如果改过来的话，不但是我们这个工厂的烟草质量，连整个中国烟草也会得到提升。后来的事实是，我们的种植方法推行后，中国烟草的品质跟世界相差不多了。
　　
　　做这种有意义的事情，哪怕撞到南墙，我也会去干。我这个人的性格就是那样子。如果只顾着自己当官
　　
　　是不能把企业搞好的
　　
　　商报记者:你觉得作为一个成功的企业家，最重要的素质是什么?
　　
　　褚时健:每年都会听到原来并不知名的企业突然搞好了的消息，当然也会听到本来挺好的企业，后来垮掉了。但在我看来，企业家的素质当中有很重要的一点就是，在做企业的时候，要先考虑这个事情对国家影响大不大，对国家好不好，而不是在决策的时候就把自己的利害关系摆在前面。如果只顾着自己当官，不能把企业搞好，不是好的企业家。
　　
　　另外，你要搞好企业，必须要先了解它，要看到涉及的一些问题，这些问题你懂不懂，不懂的话要学懂了再搞，没有哪个人天生都能样样懂，但是可以学，学懂再搞，那就能避免胡乱决策的问题，更能为国家避免损失。在论证阶段，你单听别人讲不行，自己要有想法，听说别人搞得好，于是自己也跟着搞，要想为什么别人搞得好，碰到自己搞就干不好呢?不懂就莫干!起码你要懂你在这个岗位上应该懂的东西，其他高层的决策，需要高层来懂，你乱点头会造成损失。
　　
　　商报记者:社会上对你的评价很多，你怎么评价自己?
　　
　　褚时健:我没什么想法，对我整个这一生的评价还没有想过，这个事应该由别人来说。我想10个人的评价中，总有8个人说的话是公道的嘛。
　　
　　商报记者:很多人把你当成偶像，你自己有没有偶像?
　　
　　褚时健:这个我还没有明白地想过，我比较讲求实际，但有件事情让我印象深刻。当时**担任国务院常务副总理，有一次他到玉溪烟厂视察，他承诺帮我们办个事，回去第二天就办了;当时轻工部有一个搞洗衣粉原料的工厂在云南，**从我们这里离开就去视察那家工厂，那位厂长向**诉苦:我们困难重重，两年烧了三把火，生产不下去了。**巴掌一拍下去，从板凳上跳起来说，你当什么厂长，两年烧了三把火，还在这里给我说你资金困难?
　　
　　当个总理，没有点火气是不行的。
　　
　　跟朋友借钱租地 种橙几年后就把钱还清了
　　
　　商报记者:你在75岁时选择创业，为什么会选择种橙子这样见效缓慢的?
　　
　　褚时健:当时有个农场破产了，要向外出租，是政府的农场。我和老伴考虑这个地方的自然条件不错，就租下来了。这个农场原来有3000棵树，我们也接手过来了，拿这些树做实验，到2003年，我们种下了20多万株。
　　
　　朋友们当时都劝我们说，算了，你已经70多岁了，要是生活过不下去，我们来负责，少不了你的吃穿用度。
　　
　　我和老伴怎么会闲着呢?就跟朋友们说，问你们要钱吃饭有点不好意思，还是自己赚钱去。不过你们能不能先借我点钱?他们就说可以借给你，9000多万够不够?我跟他们开玩笑说，不用太多，还不起就麻烦了。他们安慰我说，你莫想着还不起，实在还不起的时候，我们也不会给你增加压力。我说我不开玩笑，我相信我能还给你们。说这话，我是有底气的，因为我们事前早就经过调查了，心里是有八九成把握的。
　　
　　后来有个开饭店的朋友跟我讲，他那个小饭店一年赚四五十万就已经很满意了，听我说要四五年就把钱还清，他觉得不太可能，也就没有打算真的让我还钱。
　　
　　还有一个朋友指着我当时种下的树说，你看你都七十好几了，要哪年才会收支平衡啊!我说，树种下就会长。第二年，他再来的时候，山上已经完全被果树给覆盖了，他才相信我真不是说大话。他也相信，我真的是在搞企业。而且我也三句话不离本行地告诉他，做企业就要赚钱，不管给自己干还是给国家干，不能给国家赚钱的企业不是好企业。
　　
　　现在我每天早上四点多就醒了，一醒就琢磨问题，还有哪些没解决，会不会影响效率，找各种资料来参考，找有经验的人来交流，总会有解决的办法的。
　　
　　商报记者:创业过程中有没有遇到困难?
　　
　　褚时健:要说困难，也挺困难的。最开始两三年，市场还不认可我们的品质，那时是最困难的，一些朋友从各方面帮助我们，把我们的产品，一年一家帮忙卖一些，通过集团消费，引导市场，市场果真热起来了。隔了几年，我们就把钱还清了。
　　
　　从800亩扩大到2400亩的时候，资金跟不上了。兴建水利要钱，像我们外边的这个小水坝，把蓄水量从8万方扩大一倍，花了40万元，又没有钱了，就靠找朋友借钱的方式融资。
　　
　　商报记者:为什么不找银行贷款?是你不想贷，还是银行不愿贷给你?
　　
　　褚时健:一开始是银行不放心，他们说你这个是靠天吃饭的生意，遇到天灾的话，我的贷款你怎么赔?2008年以后，我们的生意慢慢多起来了，银行就反过来找我们，三五千万不是问题，我们又不要了。
　　
　　把原来烟厂的管理办法
　　
　　移植到果农身上了
　　
　　商报记者:现在庄园里有多少户农户?进来的果农有没有“门槛”?谁想种都行吗?
　　
　　褚时健:原来我们这儿有110多户，后来摊子扩大了，有了二百四五十户。我们现在总共有一万多亩地，农户也就越来越多了。凡是跟着我们种果子的农户，基本都脱贫了。
　　
　　现在在外面等着想要进来种果子的有十几二十家农户，我们也得挑啦，像身体状况、文化程度都是考量的标准。以前人家一不高兴就跑了，现在都不想走了，毕竟一年少说也有个八九万的稳定
　　
　　收入，在农村来说，这算不错了。
　　
　　商报记者:怎么能让果农按照你的标准来种果树?
　　
　　褚时健:这是个很麻烦的事。我们专门有台设备，可以计量哪些果子合格，哪些果子不合格。不合格的果子出来，农民会被罚款，混进一个罚20元，不罚款他们不认真。报酬也跟质量、数量挂钩。你管不了农民是八点上班还是七点上班，这要靠他自觉，自觉是跟他的钱挂钩的。
　　
　　商报记者:这是把原来在烟厂的管理办法移植到管理果农身上了?
　　
　　褚时健:基本上是。果农的文化低，你要正式把他们召集起来，对着黑板给他们讲，讲半天他们都不懂。如果按他们自己的方式来做，那恐怕现在的1/5都拿不到。所以我们对果农都是现场，手把手教他们这棵树应该怎么处理，下回压肥料要压多少，以及告诉他们时间、量、有效元素的比例。
　　
　　褚橙算是家族产业 将来董事长由儿子继承
　　
　　商报记者:褚橙比一般橙子卖得贵，底气在哪里?
　　
　　褚时健:价格是跟着行情走，一年一年涨上来的。一开始，我们并不想价格太高，但今年产量紧张得不得了，我们把价格提了30%，零售商提高50%。现在褚橙大部分是个人购买，集团购买的价钱我们都提高了，不鼓励集团购买。集团购买以前占我产量的一半，三四千吨，今年我只给订四百吨。
　　
　　商报记者:褚橙现在一年的利润有多大?
　　
　　褚时健:去年我们的产量到11000吨，今年连续干旱，只有10000吨了。去年我们的利润有6000来万，今年产量稍微减一些，但利润也会到7000万，因为今年价格涨了20%~30%。在市场上很受欢迎。
　　
　　我们原来有2000多亩地，后来又扩充到7000亩、8000亩、9000亩、1万亩，就这么不断升上来的。每年我们赚到的钱，因为市场所需，都拿来用于建设，现在在产量1万吨上下波动。再过5年，可
　　
　　能我们的产量会到5万多吨。
　　
　　商报记者:将来褚橙事业会传给谁?
　　
　　褚时健:我基本算是家族产业，将来董事长肯定由我儿子褚一斌来继承。但我还是有些不放心，我说，你把我这个品牌搞砸了咋整?先考试，让他自己来搞一块试试，有大问题我帮帮他，成功了再来接，搞不成功，就不行了，所以他也在努力。
　　
　　【人物名片】
　　
　　褚时健
　　
　　原红塔集团董事长，昔日赫赫有名的“亚洲烟王”，中国最具争议性的财经人物之一。
　　
　　褚时健以战略性的眼光强化资源优势，并抓住行业机遇。用17年的时间将默默无闻的玉溪卷烟厂缔造成亚洲排名第一、世界排名第五的大型集团企业--红塔集团，累计实现税利991亿元，成为地方财政支柱、国家税利第一大户。
　　
　　上世纪90年代一度远离公众视野，沉寂多年后，于2001年，73岁的褚时与妻子承包荒山开始种橙子。十余年后，褚橙年产10000吨，利润超过6000万元。
　　
　　如今，86岁的褚时健从“烟王”变身“橙王”，开始攀登他人生的又一高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