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闲谈
　　
　　高要在全省率先推出“新型农村合作综合保障”(人身安康保障、水稻保障、养鱼保障、养虾保障、住房保障和柑桔保障六项险种),三年来在让广大农户受益的同时,与农业生产关系紧密的水稻保障、柑桔保障却大幅萎缩,养虾保障甚至因勘察难已在两年前悄然废止(据8月28日《南方农村报》报道)。
　　
　　上述综合保障与以前曾经推行的政策性农险一样,都遭遇到政府补贴不足、损失勘察技术不过关、农户道德风险难控制等一系列难题。此前曾在中山、番禺推行的香蕉险、在罗定试点的母猪险等等,都因遭遇类似问题而难以维继。
　　
　　农业生产周期长、风险大是不争的事实,为农业系上安全带,不单是广大农业从业者的心愿,也是各级政府反复提及的政策目标。最新的消息也称,央行、银监会、证监会、保监会联合发布的《关于全面推进农村金融产品和服务方式创新的指导意见》明确提出,政策性农险要走出试点推广全国。而农险推行难也已成为老生常谈的话题,诸如商业保险公司不堪高赔付之重,国内再保险公司缺失,保险人与投保人之间信息不对称等等,各路专家可谓论者滔滔。
　　
　　倘若只是就保险论保险,其实核心问题无非是厘清政府与商业保险公司在农险业务中的责任分界,让政府加大投入真正履行起农业最后保险人的公共职责。从报道中看,高要综合保障之所以黯然萎缩,也确实是因为财政捉襟见肘,导致补偿门槛过高,使综合保障沦为鸡肋,失去了对农户的吸引力。但再仔细想想,难道农险推行难真的只难在缺钱吗?
　　
　　恐怕不尽然。在农业保险发达的西方国家,农业产业化水平高,农业生产虽然受自然条件影响大、风险高,但由于标准化生产的模式,例如从原料采购,到病害防治再到日常管理,都有一套标准化的流程,并接受严格监管,生产过程中的风险在某种程度上可以防控,至少在可以预计的范围之内。
　　
　　但中国目前弱质的农产业,情况则大为不同。首先,农业生产本身缺乏规范,其次很多风险还并非直接来自农民生产的过程,这些风险可以说防不胜防,甚至难以预计。这些年一到缺雨季节就发生严重旱灾,由于农田水利年久失修,沟渠、水库、山塘崩裂、漏水情况普遍存在,原本不重的旱情,却往往造成大面积农作物失收,甚至绝收。
　　
　　再比如,农户分散经营,由于无法做到统防统治,一个果园、一个鱼塘、一个猪场发生病害,短时间内就会连片传染,令局面失控。
　　
　　再比如,眼下华南地区虾病严重,但为害数月却不明病因,完全无从防治,正常的病害防控体系几近失灵。
　　
　　再比如,鱼虾养殖并无规范,养殖户多抱有赌博心态,养殖密度不断提高,这造成水体环境恶化,病害越来越普遍。
　　
　　再比如,农资、动保市场异常混乱,劣质农药、化肥、饲料、鱼药、种苗随处可见,长期使用劣质产品,导致种养产品种质退化,抗病能力大大下降。
　　
　　上述情况可以说在目前农业生产中极为普遍,在这种情况下,一旦发生灾害,保险公司如何理赔?如果能为现有的农业生产完全系上安全带,那么,一方面有效保障了农民的利益,同时也在为多年的农业投入欠帐、农资市场失管、农业生产失范等不合理现象埋单。任何国家的农险,也只能保障农业生产过程中遭遇的灾害,而目前中国的现实是,由于上述原因,农业生产的风险从产业链的上游到下游在不断叠加,很显然保险公司无力也不应该为这些欠帐和不合理的现实兜底。
　　
　　每每遭遇天灾,政府也好,专家也罢,农业保险总被反复提及,似乎农险是解放中国农业、拯救中国农民的灵丹妙药。而一谈及农险推广,又陷入具体操作层面的无谓争论。而这其实已经遮蔽了中国农业的真问题。眼下,最能降低农民生产风险的方式不是农险,而是职能部门对生产全过程的有效监管和切实规范。事实上,以当前中国农业粗放的管理水平和低级的产业化程度根本无法建立起完善的农业保险,我们不能一边肆无忌惮地制造风险,一边又煞有介事地讨论如何掏出真金白银来为风险埋单。
　　
　　总之,农业保险不是弱势农民和弱质农产业的救命稻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