蒲蛰龙：南方一条龙一生以虫治虫
蒲蛰龙，一个少有人涉足的昆虫学领域孜孜不倦的研究者，有外国友人称其“不仅是一位杰出的科学家和教育家，更像一位风度翩翩的外交家”。
一生在科教界获奖无数，然而说起最喜欢的奖项，却是一张音乐家协会颁发的纪念奖——“您从事音乐逾四十年，为祖国音乐事业做出贡献，特发荣誉证书，以资纪念。”
临去世都没有留下任何遗嘱，可几十年撰写的100多篇学术论文自己却一篇不落地完好保存着。
作为一名昆虫学家，他没有埋首故纸堆、关起门来搞昆虫分类研究，却耗费了近一生的时间和精力到农村下稻田、果园搞起实地昆虫研究。作为一名教育工作者，他为国内早期的昆虫生态领域培养了一大批人才，这句话他常挂嘴边：当教师的，一定要设法让学生超越自己，否则，国家的科学技术就不可能向前发展。
本期“世纪广东学人”，我们走近著名昆虫学家、中山大学昆虫学研究所前所长蒲蛰龙，跟随他的足迹，了解新中国成立后我国生物防治的新成绩、农业的新发展。
明远志
练“昆虫分类”之功
壮“科学救国”之志
1912年8月1日，蒲蛰龙出生于云南，这片彩云之南的土地，钟灵毓秀，人杰地灵，见证了蒲蛰龙的幼年岁月。
因父亲频繁调动工作，童年时没有固定的小学入读，饱学经史子集兼精通医术的父亲，成了蒲蛰龙最好的启蒙老师。父亲蒲春榆是清朝秀才，时任地方文职官员，后又考取了中医行医资格证。一心望子成龙的父亲希望蒲蛰龙继承医学衣钵，终未能如愿。然而正如蒲蛰龙养女钟凤仪所说，蒲蛰龙一生专注于生物防治方面的研究，而其父又是传统中医出身，“这一点，很难说与其父学医的基础毫无关联。生物防治讲究一种农业生态、农田害虫益虫的平衡，中医是以阴阳五行作为理论基础，也要讲究阴阳二气的平衡。”
蒲蛰龙上大学时选择了昆虫学科作为主攻方向，他深为当时中国农村的贫穷、农业生产的落后而痛心疾首，便萌发了要为中国农业改造和发展，为农民的幸福做点实际贡献的信念。
大学四年，蒲蛰龙开始运用所学的昆虫学理论知识，参与到野外观察和实验活动中去。针对广东各地不少松林由于松毛虫为害致枯死的情况，他亲自到林区找来松毛虫在学校喂养，在当时实验设备简陋的艰难条件下，锲而不舍地观察松毛虫的形态结构、生活规律和生命过程，摸索防治松毛虫的有效方法。大学毕业时，他经过实地研究后写下的论文《松毛虫形态、解剖、组织及生活史的研究》被称为“广东乃至全国首篇较全面论述和防治松毛虫的理论依据的重要文献。”为此，大学毕业时，蒲蛰龙获得了中山大学农学院颁发的“毕业论文奖”和“优秀成绩奖”，这在当年的农学院是绝无仅有的。
蒲蛰龙后又师从燕京大学著名昆虫学家胡经甫教授，研习了不少生物学基础理论。1937年夏，蒲蛰龙完成硕士毕业论文，但尚未答辩，就发生了震惊中外的“七七事变”，日寇的铁蹄踏进了北平，学校解散了。蒲蛰龙怀着惆怅的心情告别京城，回到中山大学农学院任教。
之后广州沦陷，中山大学紧急疏散。祖国山河破碎，民族苦难深重，颠沛流离的生活更加坚定了他“科学救国”的志向。1939年秋，中山大学在大后方云南澂江复学，已是农学院副教授的蒲蛰龙很快投入教学科研生活中。在这里开始了他有生以来的第一次用微生物细菌防治蔬菜害虫菜青虫的试验，实验取得令人满意的结果。
在旧中国，昆虫研究的家底相当薄弱，国内估计有昆虫15万种，但已鉴定的只有2万种，而且93%以上还是外国人作鉴定分类的，我国搞昆虫分类的不足10人。作为一名昆虫学领域的研究者，蒲蛰龙深感责任重大，可囿于当时动荡的时局以及艰难的学术研究环境，蒲蛰龙感觉到心有余而力不足。为此，他决计赴海外继续深造。
在美国明尼苏达大学求学期间，蒲蛰龙师从著名昆虫分类学家米卡尔教授，从事昆虫分类研究，1949年秋获明尼苏达大学哲学博士学位，其妻利翠英同获硕士学位。听闻新中国成立的消息，蒲蛰龙谢绝亲朋好友的挽留，放弃国外优越条件，携妻子踏上归程。
言传莫过身教。在这一点上，养女钟凤仪深受影响，“爱国方面，他把自己的国家，自己热爱的这片土地、家园看得比在国外的任何优越条件都更重要。他希望用自己所学到的昆虫学知识来改变中国农业落后的状况，这是他最大的心愿。”
可旧中国遗留下来的经济千疮百孔、一穷二白，农业基础十分薄弱，长期以来缺乏科学理论的指导，虫灾严重时，农民们除了用原始的方法捉虫外只能听天由命，时任中山大学昆虫学教授的蒲蛰龙忧心如焚。
随其做了几十年教研工作的古德祥教授回忆说，当时蒲蛰龙已是国内声誉鹊起的昆虫分类学权威，他只要专心坐在实验室里驾轻就熟地做他的昆虫分类研究就可以，“然而，面对农民期待的目光，想到自己科学报国的宏愿，他还是把昆虫分类学知识运用到‘以虫治虫’的生物防治实际上来，帮助解决实际问题。”
“科学实验一定要和生产实际紧密联系，如果在实验室里搞科研，得出成果不投入实际生产应用，那只是纸上谈兵。这不是我们科学工作者要走的路。”这是蒲蛰龙常挂嘴边的一句话。
敬事业
新中国推广生物防治第一人
上世纪50年代，虫害是影响我国农林业生产的主要问题之一。广东作为甘蔗种植大省，种植的大量甘蔗深受甘蔗螟虫（俗称钻心虫）危害。甘蔗螟虫的“天敌”之一是赤眼蜂，自然界的赤眼蜂不多，而且不听从人们的指挥，于是，人工繁殖赤眼蜂，“教”赤眼蜂像孙悟空那样钻进害虫肚子里歼灭害虫，是摆在蒲蛰龙等当时的昆虫学研究者面前的大问题。1950年，蒲蛰龙开始组织工作人员进行利用赤眼蜂防治甘蔗螟虫的实验。
据古德祥回忆，当时在顺德县做实地研究时，开始仍沿用美苏等国以往的试验模式，即用小卵麦蛾繁殖赤眼蜂，但是效果很不理想，繁殖出来的赤眼蜂体弱、雄性多，寿命短，而且一个卵只能繁殖一头蜂，经过反复试验发现，用蓖麻蚕卵，一只卵可繁殖30多头蜂，开创了大卵繁蜂之路。于是，大量繁殖赤眼蜂在各地蔗田释放，治虫效果不错。
回想起当时的情形，有个故事至今令古德祥难以忘怀：当时人们听说“蜂”，想像中的都是如蜜蜂或比蜜蜂更大的胡蜂、熊蜂，而赤眼蜂只比人的头发丝大一点，许多人都不相信这么小的蜂能治虫。“但一次强台风过后，普通的蔗地，甘蔗茎和节间受蔗螟的危害，台风一吹都断了，倒了，连蔗种都没有了。然而，放赤眼蜂的蔗田，甘蔗完好，这是由于赤眼蜂寄生了蔗螟卵，吃掉了卵中的营养，繁殖了蜂的后代，而蔗螟的幼虫出不来，甘蔗免遭虫害的缘故。这回蔗农相信小小的赤眼蜂治虫的威力了，愿意用赤眼蜂来防治螟虫。”
1958年广东省顺德县建立了全国第一个赤眼蜂站以防治蔗螟。此后，广东的中山、阳江、遂溪等县也陆续办起了20多个赤眼蜂站，并在广西、福建、湖南、四川等地得到推广。
用大寄生卵繁殖赤眼蜂在国内国外都是首创。值得一提的是，曾对我国实行经济封锁的某些西方大国，此刻由于利用赤眼蜂防治虫害的试验屡遭挫折而陷入低谷，而我国则从南到北迅速发展，赤眼蜂被广泛应用于防治农林果蔬等多种作物害虫，成为众多害虫的克星。
首开我国生物环保之先河，蒲蛰龙成为新中国推广生物防治的第一人。直到今天，在我国利用赤眼蜂防治农业、森林害虫，仍是一种重要的方法。这项研究成果在1979年获全国科学大会奖。
“文革”时期，学校停课，蒲蛰龙夫妇下到“五七干校”，继续深入田间地头搞研究。庆幸的是，蒲蛰龙个人并未受到过多的责难，这在当年的弟子、现中大生科院教授庞义看来，“他是一名很纯粹的科学家，一直都在切切实实地为人民办事，解决实际问题。”
到1976年全国科学和教育工作者会议召开后，逐渐恢复教学、科研各项工作。“当时开完这个会议以后，父亲回家后很兴奋，拿了一卷长长的照片，是全国科学大会的照片，说‘这回邓小平说做我们的后勤部长，这才是科学家的春天。’”钟凤仪回忆说。看到了祖国繁荣希望的蒲蛰龙当即写下摘自郭沫若的一句诗：“春桃一片花如海，千树万树迎风开，人从花底双双来。”
1972年冬，蒲蛰龙家里来了两位不速之客，他们来自广东重要产粮区之一的四会县大沙公社，那里由于水稻虫害严重，请求蒲蛰龙为其出谋献策。
据当时陪同工作的弟子回忆，这个产粮区过去对水稻虫害的防治主要靠化学农药，那时每一造水稻均增加了农药的投放量，但是害虫却越来越猖獗，“当时在国内外，尚没有成功解决这一难题的先例，同行们为蒲先生担心，怕搞不好会影响蒲老的‘一世英名’，然而，蒲老却毫不犹豫地作出决定，一定要攻下这一难题。”
他们选取了安二大队24亩虫害严重的稻田，开始“以菌治虫”、“以虫（赤眼蜂）治虫”和保护田间自然天敌的试验。期间为防治三化螟，蒲蛰龙根据三化螟的发生规律，从降低越冬虫源入手，提出每年惊蛰，最迟在3月15日前，提早灌水，犁耙沤田，消灭在禾头越冬尚未羽化的三化螟，在大沙6万亩水田，沤田70%～80%，天旱年也能沤田50%，果然，第一代三化螟发生量明显减少，不用防治，第二代三化螟可不治，或局部挑治，第三代发生于晚稻秧地，秧地面积小，用些农药防治，发生在晚稻大田的第四代，就不需要防治了，这样就解决了三化螟的危害。
经过几年的研究、试验，蒲蛰龙及同事们总结了一套以发挥害虫天敌作用为主，包括以虫治虫、以菌治虫、养鸭除虫、农业技术防治、合理施用化学农药的水稻害虫综合防治的有效方法。之后，尽管邻近的农田虫害较为严重，而大沙公社内的6万亩稻田的虫害却较轻微。
原四会市副市长、当时的大沙镇领导麦宝祥当年的日记里有这么一段记载：1975年8月27日，美国代表团来到大沙，一下车，代表即散开跑进田间，有的取昆虫标本，有的用录音机收录小鸭在田间的声音，有的用照相机拍小鸭除虫和田间试验牌。临走前，团长戈登·盖耶在田头满脸笑容地对蒲教授说：“你们在治虫上做了大量工作，给我们很大启蒙。”
在其它害虫生物防治，如用平腹小蜂防治荔枝椿象、引进澳洲瓢虫防治吹绵蚧、引进孟氏隐唇瓢虫防治粉蚧、总结和继承中国古代的生物防治——黄猄蚁防治柑橘害虫、发现和利用松毛虫质型多角体病毒防治松毛虫、斜纹夜蛾核型多角体病毒杀虫剂试生产等方面，蒲蛰龙都做了大量的研究，为农业、林业生产解决了诸多实际问题。美国同仁誉称其为“南中国的生物防治之父”。
“生物防治造福人类”是蒲蛰龙为第六届全国杀虫微生物学术讨论会写的题词，也是其毕生的心血事业所在。如今，在蒲蛰龙教授创建的生物防治国家重点实验室里，他的弟子们，继续开展生物防治和综合防治研究，并通过建立绿色有机茶园，生产有机大米，继续促进中国农业的发展。
育英才
为人师表海内外万古流芳
蒲蛰龙是我国恢复招收研究生后的第一批博士生导师，庞义是其首个博士，跟随蒲蛰龙搞科研长达数十载。他告诉记者，蒲老从来不会摆架子，上至领导下至田间农民，都能相处得很好；而对学生提出的问题不论多么细小，蒲老也都耐心给予指导。
“为人师表，言传身教，莫过于此。”有感于此，1987年庞义出国留学，五年后毅然选择了回国工作，按他自己的话说，“是受了蒲老的感召”。
教学上，记者翻阅其部分弟子的相关文章发现，蒲蛰龙有一套与众不同的教学思路，坚持启发式教学，反对满堂灌，讲起课来深入浅出，使学生易于接受。有研究生弟子回忆，平时蒲蛰龙上实验课，不会在一堂课上自己“唱独角戏”，而是将擅长不同实验手段的教师组织起来，一起指导学生。他倡导重视“三基”教学，强调学生要掌握好基础知识、基础理论和基本操作方法，特别注意培养学生的动手能力。
他说，当教师的，一定要设法让学生超越自己，否则，国家的科学技术就不可能向前发展。教学中这种信念渗入到积极扶掖年轻人的过程中，帮助其提高业务水平。
弟子王珣章有这样一段经历：1984年11月，中国昆虫学会在北京召开成立40周年纪念大会和学术报告会。这时王珣章刚从英国回来，若论资排辈的话，是轮不到他出席这次会议的。但蒲蛰龙为让其了解国内外昆虫学科近年来发展情况，多接触熟悉一些专家学者，极力主张让王珣章参加这次会议，并在会上利用各种机会把他介绍给国内外著名的昆虫学家。他这种扶掖后辈的做法，受到人们的称赞。
当时，为促使中青年教师和研究生多读书，拓宽知识面，蒲蛰龙和学生定了一个口头约定：规定自己和青年教师、研究生每学期阅读若干篇文献，每周举行文献报告会。他自己带头上台作学术报告，其他人也轮流在会上作报告，弟子古德祥后来回忆道：“这对促进人才的成长起了良好的作用。”
除了弟子庞义和养女钟凤仪，在昆虫研究所里，还有一批学有所成的青年科学家为蒲蛰龙的爱国主义情怀和人格魅力所感召，甘愿放弃国外优越的生活和工作环境，回到蒲蛰龙的麾下工作。
半个多世纪以来，蒲蛰龙为我国培养了大批专门人才，有的已成为中国科学院院士、大学校长，不少是学科带头人，可谓桃李满天下。在他带领下，中山大学的昆虫学、害虫生物防治、昆虫病理学、昆虫病原微生物、分子生物学研究都有很大发展。1978年，教育部直属的中山大学昆虫学研究所成立，之后在“昆虫学”重点学科、第一批博士点，以及博士后流动站的基础上，又创建了“生物防治国家重点实验室”。值得一提的是，中山大学生科院于2002年成立了蒲蛰龙学者科学基金，旨在推动和促进我国食品安全、昆虫学和生物防治科技研究工作的发展。
同事苏世炘在一篇纪念文章中写道：“他是一位基础厚实、学识渊博、造诣精深的昆虫学家和教育家。”1989年，国家教育委员会授予蒲蛰龙“老当益壮，老有所为”精英奖。
“敬事业德高望重科教界一代楷模；育英才为人师表海内外万古流芳。”这是在蒲蛰龙遗体告别会上几位学子撰写的一副对联。蒲蛰龙夫妇为了祖国的科教事业一生不育，他们的学生尊称蒲蛰龙为“师父”，亦师亦父，正是人们对浩浩师恩从心底里流露出来的亲切呼唤。
学人名片
蒲蛰龙（1912-1997），广西钦州县（原属广东）人，出生于云南。中国科学院院士、国际杰出的昆虫学家、我国害虫生物防治奠基人。长期致力于以虫治虫、以微生物治虫和害虫综合防治的研究。1950年开始，利用赤眼蜂防治甘蔗螟虫的研究取得成功，并推广到桂、闽、湘、川等省区。曾获得其母校美国明尼苏达大学颁发的“优秀成就奖”，国际同行称他为“南中国生物防治之父”。
奠定昆虫研究国际领先地位
（讲述者：蒲蛰龙弟子庞义教授）
如果说有一种人是专为一种事业而生的，那么可以说蒲蛰龙就是专为生物防治事业而生，具有开拓性意义的科研成果以及不计其数的头衔标签，我们只能用一个个惊叹号来形容。尤其令人惊讶的是，人生短短数十载，若无三头六臂，又怎能造就如此累累硕果？带着敬意，记者采访了蒲蛰龙的弟子、中山大学博士生导师庞义教授。
南方日报：作为蒲蛰龙第一个博士生弟子，你怎么评价他？
庞义：蒲先生是一个很敬业、很典型的具有优秀品质的科学家，毕生的精力心血都用在科学研究上面，在科技的高峰上不断前进、不断创新。
我知道的，最开始他学习的是生物虫分类，后来在美国学习水生甲虫分类，学得都很精湛。回国后，看到当时中国农业落后的情况，就提出，我们的研究一定要与中国的实际相结合，一定要与生产相结合，后来他带领我们在防治甘蔗螟虫、荔枝椿象以及水稻综合防治等方面为农业解决了很多实际问题。
另外，在学科建设方面，在蒲老的努力下，中山大学生科院1978年建立了中山大学昆虫研究所，后又创建生物防治国家重点实验室。可以说，在他的引领下，一批批人以他为榜样，以昆虫研究所为平台，通过不断的探索研究，我们的昆虫学研究现在在世界范围内都有一定的领先地位。
关键词：东莞防治荔枝椿象
南方日报：我们知道，上世纪60年代，您跟随蒲蛰龙在东莞进行利用平腹小蜂防治荔枝椿象的实验，当时是一个什么情况？
庞义：那时候他带领我们一批学生一起在东莞做利用平腹小蜂防治荔枝害虫的实验，其间遇到了一个很大的困难，人工培育出的蜜蜂都是雄蜂，没有雌蜂，而我们就是需要利用雌蜂寄生在荔枝树上的椿象虫上面，然后繁殖出越来越多的雌蜂，这些雌蜂都去寻找荔枝树上的椿象虫，把椿象虫杀死。
如果我们不能赶在第二年春天把雌性蜜蜂繁殖出来，第二年的荔枝还是要遭受椿象虫的破坏，影响巨大。那时候条件很艰苦，冬天夜里是非常冷的，可为了弄清楚无法繁殖雌蜂的原因，晚上蒲教授都带着我们耐心地守着观察平腹小蜂的卵，以探究其原因。
这么坚持了十几天，终于发现，这些雄蜂都是没有经过交尾的卵繁殖出来的。后来我们想到办法终于繁殖出雌蜂了，我们把这些卵贴在纸片上，又让纸片挂在荔枝树上，这些卵繁殖出来后就去荔枝树上找椿象虫寄生，而且把这些椿象虫杀死，逐渐形成了良性循环，荔枝就得到了很大的丰收。从这以后很多年，那些果农每年荔枝丰收后都会热情地提点送给我们吃。
关键词：大沙镇防治水稻害虫
南方日报：上世纪70年代在大沙公社水稻出现大量害虫，严重影响了收成，当时蒲蛰龙还在五七干校，大沙公社有人去请他，有人说万一治不好会影响一生的声誉。蒲蛰龙是怎么看待这些的？
庞义：在大沙公社治理水稻害虫的时候，条件也是很艰难的，当时蒲教授刚从干校出来，看到当地水稻害虫特别严重，也没多想。
我们去的时候，当地农民稻田里农药用得很多，而且都有剧毒，农民不清楚，以为稻田里施用农药，就可以把害虫杀死。可是第二年发现又有害虫长出来，而且都带有一定的抗药能力，这样就越来越麻烦了，况且那些施了过量农药的水稻食用起来也不安全。蒲老师就主张用农药点治，通过生物防治等综合治理的方式来防治害虫。
在大沙公社，为了让农民懂得一些基本的农业应用知识，蒲先生还开办了学习班，由他自己亲自授课，向当地的农民传授基本的技术方法。上世纪70年代，大沙公社水稻害虫防治取得了重大成就，后来在国际生物防治会议上，大沙公社被认为是世界上生物防治做得最好的地方。先后多次有国内外的考察团来到大沙公社考察，当时的大沙公社领导麦宝祥，现在还是记忆犹新，特别感谢蒲教授，每年有什么关于蒲教授的活动，他这么大年纪了还来参加。
南方日报：在大沙公社的时候，蒲老与农民的相处情况怎么样？
庞义：蒲先生与人相处方面也是很好的，上至领导，下到农民百姓，他都能相处得很好，没有任何架子，很和善，真的是为人师表，亲力亲为，那时候出差在外的话，衣服不小心破了，都是自己来补。
我记得很清楚的是，有一回，我因为要搭凌晨三点半的车去运蜜蜂卵过来，凌晨三点就要起床，那时候手表都很少，蒲教授就送了我一块手表，每次还要拿几块钱给我路上买点什么吃的东西，那时候他的工资高些，有三百多块，我们就是几十块钱的样子。
关键词：教学
南方日报：在教学方面，蒲老给你最深刻印象的是什么？
庞义：他自己通过多年的昆虫学理论知识的学习和研究，已经建立了比较全面的知识体系。之后又通过指导昆虫分类、昆虫生态、昆虫病理、昆虫病毒、害虫生物防治等方面的研究工作，做到理论与实践的紧密结合，这不仅使他在解决生物防治的实际问题上取得一次又一次的成功，而且也给理论研究带来了丰硕的成果。然后，他把这些实际的理论成果汇集成册，编成书。通过这些书本，又可以将他生物防治的经验推广开来，这就达到了一个新的高度。
■记者手记
他的贡献
永久留存人们心中
明年是蒲蛰龙诞辰100周年，逝者已矣，生者当勉励。
联系采访对象，最初找到了蒲老的两位弟子庞义和古德祥，岁月无痕，曾经的弟子如今都已过花甲之年，其中75岁的古德祥也已退休。时值暑假期间，原以为两人都会待在家里静养，后来被告知，两个人暑假也没顾上休息，出差在外。尤其值得一提的是，古稀之年的古老退休后也没舍下坚守了几十年的工作，远赴新疆搞科研。于是心里暗暗涌起一股敬意：这是怎样的一群科学工作者呢，年高体弱依然挡不住其在科学探索的道路上拼搏？60载科教路上，蒲老该不会也是这般日复一日、孜孜不倦吧？
后面的采访及时解答了我的疑问，一生短短数十载，致力于攻克甘蔗螟虫、荔枝椿象、柑橘害虫、水稻害虫、湿地松粉蚧害虫等防治技术，开创了中山大学的昆虫学研究实验室，培养了40余名硕士以上学历的高级人才。
一个人荣誉等身，可以让无数人艳羡敬仰；可要永久留驻人们心中，还要看他经世致用为群众做了多少实在事。蒲老就是这样一位可以让我们永远记住的人，承载了祖国农业发展几多希望，创造出了生物防治几多价值！可以这么说，蒲老生来就是以病害虫为敌的圣斗士。值得称道的是，其妻利翠英教授在昆虫生理、昆虫胚胎发育、昆虫结构与功能研究亦有很高的造诣，协助蒲老培养了大批研究生。
一个人的力量极其有限，但若数十年如一日地朝着同一个方向、专攻一类难题，咬定青山不放松，他的贡献势必非凡。
与长者打交道，总会担心自己哪里出现丝毫的疏忽，一不小心伤到了对方。采访蒲老养女钟凤仪女士之前，我就是怀着这样一种如履薄冰的念头。蒲老夫妇一生无子嗣，钟凤仪女士原是蒲老表弟的女儿，后作为养女一直照顾蒲老夫妇晚年生活，退休后身体一直欠佳。从庞义教授处得知她的联系方式时，庞教授还特意提醒我：“钟凤仪女士年纪大了，身体也不太好，不一定会接受采访。”
可她还是欣然接受了采访，出乎记者的意料。采访中记者完全被钟凤仪夫妇两位老人的投入劲所感染。这边钟女士滔滔不绝地回忆着，那边其先生偶尔插两句补充一个故事，洋溢在两老脸上的笑容一直未断。采访完后被钟凤仪夫妇紧紧握住的双手，似有一股暖流，徐徐流过。在此，需特地感谢二老。
神话剧中，但凡高人出世，茫茫夜空往往会划过一道亮光，预示其不同一般。可其终究是神话，现实中的伟大无一不出自凡常，源自积累，蒲老亦不例外。高校工作这么多年，鲜有时间外出休养，唯一的一次是1979年暑假期间由学校安排的罗浮山一游，更多时间蒲老是留在实验室里搞研究，或者下到农田果林“灭虫”。
弟子古德祥评价说：“蒲老在耄耋之年依然疾驰奋行，真正做到了生命不息，拼搏不止。”
高山仰止，景行行止；虽不能至，心向往之。蒲老执著于科学的品质，为民办事的务实精神，应该值得如今诸多浮躁的知识分子敬仰和学习。
与马思聪一起学习过小提琴
（讲述者：蒲蛰龙养女钟凤仪）
蒲蛰龙把自己的一生都献给了昆虫研究和生物防治，在工作之余，他是一个什么样的人，南方日报记者专访了其养女钟凤仪，让她为我们揭示一个不太为人熟悉的、爱大家也爱小家、爱科研也爱音乐的蒲蛰龙。
偶尔翻到歌谱《甜蜜的家》，兴之所至，自己谱写歌词
南方日报：您的印象中，蒲老是一个什么样的人？
钟凤仪：大的方面来说，父亲是一个爱国爱家的人，这一点是最突出的。爱国方面，他热爱自己的国家，热爱自己足下的这片土地，把这看得比在国外的任何优越条件都更重要。
1946年父亲和母亲先后去美国明尼苏达求学，因为成绩优秀，表现突出，导师很希望他们能留在美国搞研究，那时候国外搞科研的条件设备比起国内不知要好上多少倍。可当他们听到新中国成立的消息后，欢欣鼓舞，谢绝挽留迅即回来参加新中国的建设。
回国后，父亲很专注于自己的科学事业，希望用自己所学到的知识来改变中国农业落后的状况，很早就开辟了“生物防治”的路径，因为要保护自然环境，过量使用农药反而会污染环境，这是他的心愿。早早地研究微生物防治害虫、寄生蜂防治害虫、荔枝椿象的防治，对南国最好的水果——荔枝的生长和发展以及沿海防护林松树灭虫的工作有很大的帮助。
南方日报：说到蒲老“爱家”，您首先想到的是什么？
钟凤仪：其中有一个很细节的事情，至今我难以忘怀：1979年的一天，父亲在家翻到一个很古老的歌谱《甜蜜的家》，于是自己找了一张纸和一支铅笔，兴之所至，自己谱写歌词，一边写一边唱着这首古老的歌：“在美丽的宫殿任我遨游，但没有温暖，没有一处如我家。普天之下没有安乐如我的家——花开鸟语，甜蜜就是我的家，家，甜蜜、甜蜜——没有一处——快乐像是我的家。”这本来是一件很小的事，但我每每忆起，顿时感到温馨、甜蜜和快乐，这也是我们家的主调。这体现了他在工作之余也爱自己的小家。
家里存的东西，一个是书，一个是录音带
南方日报：那从小的方面来说，蒲蛰龙又是一个什么样的人？
钟凤仪：在个人生活方面，父亲的要求实在是不高，家里很像样的衬衣都没有，出国的制服就那么两套。有一个细节：一次省领导去看他，他当时穿一件保姆做的衬衣去见领导，完了保姆说怎么穿这么一件衣服见领导呢？他说，我这件衣服没破没烂的，为什么不行呢？
另外，从美国带回来的白床单，尽管耐用，但也会坏，后来中间部分的棉子碎了，就从中间裁掉，把两边好的连起来放在中间，就是这么一个朴实不浪费的人。
家里存的东西，一个是书，一个是录音带，不收藏什么东西，他的时间大概80%以上用在工作上面，很少在其他地方投入时间。
一生获奖无数，但最喜欢一张音乐的荣誉证书
南方日报：1977年以后，您就一直在照顾蒲老，工作之余蒲老爱做些什么？
钟凤仪：除了拉小提琴和弹钢琴，周末我们一般都出去散步，登白云山或者步行到越秀山是生活中的“必修课”。他很钟爱小提琴，学生时代曾一度与著名小提琴音乐作曲家马思聪求学于同一位老师，也曾想过在这方面继续深造，但受到家庭和时局的影响，最后还是选学科学。不过听他自己跟我们说，在中山大学、燕京大学研究院和在国外学习时，不管功课多么紧张，他都不间断练习和欣赏小提琴演奏。1962年父亲还应邀参加了羊城音乐花会，表演小提琴独奏。
一直以来，音乐滋润着父母亲两位老人的身心、调节着两位老人的生活，使他俩保持着平静的心态，以专注于自己喜爱的事业。
后来隨着年岁的增长，父亲拉琴拉得少了，但多年来收集的几大箱琴谱和三把小提琴一直是他的珍爱。为此，1993年上北京开会时，当时身体欠佳的他也专程跑到王府井琴行，特为一把好琴选个新琴盒。
1988年1月20日，中国音乐家协会广东分会向蒲蛰龙教授颁发了证书，上面写着：“您从事音乐逾四十年，为祖国音乐事业做出贡献，特发荣誉证书，以资纪念。”后来他对我们说，在一大堆的证书中，他最喜欢这张。
做老师，我宁愿少活几年，也不能说现在就讲不出话
南方日报：蒲老上世纪90年代后健康状况不理想，还坚持工作吗？
钟凤仪：1991年他在口腔医院做了火碱后确认患舌癌，那时有两个选择，要么一次性清除癌细胞，要么慢慢化疗，清除的话必须割除三分之二的舌头，而化疗的话既痛苦难受且不一定痊愈，结果他再三考虑，告诉我们：“讲不出话来，这个是受罪，做老师，我宁愿少活几年，也不能说现在就讲不出话。”所以他自己决定不做手术，进行化疗。
后来经过化疗之后，健康状况好转了，于是又开始工作，1995年还拄着拐杖到过农学院，1995年之后就经常住医院了。
一生在科教界获奖无数，然而说起最喜欢的奖项，却是一张音乐家协会颁发的纪念奖——“您从事音乐逾四十年，为祖国音乐事业做出贡献，特发荣誉证书，以资纪念。”
临去世都没有留下任何遗嘱，可几十年撰写的100多篇学术论文自己却一篇不落地完好保存着。
作为一名昆虫学家，他没有埋首故纸堆、关起门来搞昆虫分类研究，却耗费了近一生的时间和精力到农村下稻田、果园搞起实地昆虫研究。作为一名教育工作者，他为国内早期的昆虫生态领域培养了一大批人才，这句话他常挂嘴边：当教师的，一定要设法让学生超越自己，否则，国家的科学技术就不可能向前发展。
本期“世纪广东学人”，我们走近著名昆虫学家、中山大学昆虫学研究所前所长蒲蛰龙，跟随他的足迹，了解新中国成立后我国生物防治的新成绩、农业的新发展。
明远志
练“昆虫分类”之功
壮“科学救国”之志
1912年8月1日，蒲蛰龙出生于云南，这片彩云之南的土地，钟灵毓秀，人杰地灵，见证了蒲蛰龙的幼年岁月。
因父亲频繁调动工作，童年时没有固定的小学入读，饱学经史子集兼精通医术的父亲，成了蒲蛰龙最好的启蒙老师。父亲蒲春榆是清朝秀才，时任地方文职官员，后又考取了中医行医资格证。一心望子成龙的父亲希望蒲蛰龙继承医学衣钵，终未能如愿。然而正如蒲蛰龙养女钟凤仪所说，蒲蛰龙一生专注于生物防治方面的研究，而其父又是传统中医出身，“这一点，很难说与其父学医的基础毫无关联。生物防治讲究一种农业生态、农田害虫益虫的平衡，中医是以阴阳五行作为理论基础，也要讲究阴阳二气的平衡。”
蒲蛰龙上大学时选择了昆虫学科作为主攻方向，他深为当时中国农村的贫穷、农业生产的落后而痛心疾首，便萌发了要为中国农业改造和发展，为农民的幸福做点实际贡献的信念。
大学四年，蒲蛰龙开始运用所学的昆虫学理论知识，参与到野外观察和实验活动中去。针对广东各地不少松林由于松毛虫为害致枯死的情况，他亲自到林区找来松毛虫在学校喂养，在当时实验设备简陋的艰难条件下，锲而不舍地观察松毛虫的形态结构、生活规律和生命过程，摸索防治松毛虫的有效方法。大学毕业时，他经过实地研究后写下的论文《松毛虫形态、解剖、组织及生活史的研究》被称为“广东乃至全国首篇较全面论述和防治松毛虫的理论依据的重要文献。”为此，大学毕业时，蒲蛰龙获得了中山大学农学院颁发的“毕业论文奖”和“优秀成绩奖”，这在当年的农学院是绝无仅有的。
蒲蛰龙后又师从燕京大学著名昆虫学家胡经甫教授，研习了不少生物学基础理论。1937年夏，蒲蛰龙完成硕士毕业论文，但尚未答辩，就发生了震惊中外的“七七事变”，日寇的铁蹄踏进了北平，学校解散了。蒲蛰龙怀着惆怅的心情告别京城，回到中山大学农学院任教。
之后广州沦陷，中山大学紧急疏散。祖国山河破碎，民族苦难深重，颠沛流离的生活更加坚定了他“科学救国”的志向。1939年秋，中山大学在大后方云南澂江复学，已是农学院副教授的蒲蛰龙很快投入教学科研生活中。在这里开始了他有生以来的第一次用微生物细菌防治蔬菜害虫菜青虫的试验，实验取得令人满意的结果。
在旧中国，昆虫研究的家底相当薄弱，国内估计有昆虫15万种，但已鉴定的只有2万种，而且93%以上还是外国人作鉴定分类的，我国搞昆虫分类的不足10人。作为一名昆虫学领域的研究者，蒲蛰龙深感责任重大，可囿于当时动荡的时局以及艰难的学术研究环境，蒲蛰龙感觉到心有余而力不足。为此，他决计赴海外继续深造。
在美国明尼苏达大学求学期间，蒲蛰龙师从著名昆虫分类学家米卡尔教授，从事昆虫分类研究，1949年秋获明尼苏达大学哲学博士学位，其妻利翠英同获硕士学位。听闻新中国成立的消息，蒲蛰龙谢绝亲朋好友的挽留，放弃国外优越条件，携妻子踏上归程。
言传莫过身教。在这一点上，养女钟凤仪深受影响，“爱国方面，他把自己的国家，自己热爱的这片土地、家园看得比在国外的任何优越条件都更重要。他希望用自己所学到的昆虫学知识来改变中国农业落后的状况，这是他最大的心愿。”
可旧中国遗留下来的经济千疮百孔、一穷二白，农业基础十分薄弱，长期以来缺乏科学理论的指导，虫灾严重时，农民们除了用原始的方法捉虫外只能听天由命，时任中山大学昆虫学教授的蒲蛰龙忧心如焚。
随其做了几十年教研工作的古德祥教授回忆说，当时蒲蛰龙已是国内声誉鹊起的昆虫分类学权威，他只要专心坐在实验室里驾轻就熟地做他的昆虫分类研究就可以，“然而，面对农民期待的目光，想到自己科学报国的宏愿，他还是把昆虫分类学知识运用到‘以虫治虫’的生物防治实际上来，帮助解决实际问题。”
“科学实验一定要和生产实际紧密联系，如果在实验室里搞科研，得出成果不投入实际生产应用，那只是纸上谈兵。这不是我们科学工作者要走的路。”这是蒲蛰龙常挂嘴边的一句话。
敬事业
新中国推广生物防治第一人
上世纪50年代，虫害是影响我国农林业生产的主要问题之一。广东作为甘蔗种植大省，种植的大量甘蔗深受甘蔗螟虫（俗称钻心虫）危害。甘蔗螟虫的“天敌”之一是赤眼蜂，自然界的赤眼蜂不多，而且不听从人们的指挥，于是，人工繁殖赤眼蜂，“教”赤眼蜂像孙悟空那样钻进害虫肚子里歼灭害虫，是摆在蒲蛰龙等当时的昆虫学研究者面前的大问题。1950年，蒲蛰龙开始组织工作人员进行利用赤眼蜂防治甘蔗螟虫的实验。
据古德祥回忆，当时在顺德县做实地研究时，开始仍沿用美苏等国以往的试验模式，即用小卵麦蛾繁殖赤眼蜂，但是效果很不理想，繁殖出来的赤眼蜂体弱、雄性多，寿命短，而且一个卵只能繁殖一头蜂，经过反复试验发现，用蓖麻蚕卵，一只卵可繁殖30多头蜂，开创了大卵繁蜂之路。于是，大量繁殖赤眼蜂在各地蔗田释放，治虫效果不错。
回想起当时的情形，有个故事至今令古德祥难以忘怀：当时人们听说“蜂”，想像中的都是如蜜蜂或比蜜蜂更大的胡蜂、熊蜂，而赤眼蜂只比人的头发丝大一点，许多人都不相信这么小的蜂能治虫。“但一次强台风过后，普通的蔗地，甘蔗茎和节间受蔗螟的危害，台风一吹都断了，倒了，连蔗种都没有了。然而，放赤眼蜂的蔗田，甘蔗完好，这是由于赤眼蜂寄生了蔗螟卵，吃掉了卵中的营养，繁殖了蜂的后代，而蔗螟的幼虫出不来，甘蔗免遭虫害的缘故。这回蔗农相信小小的赤眼蜂治虫的威力了，愿意用赤眼蜂来防治螟虫。”
1958年广东省顺德县建立了全国第一个赤眼蜂站以防治蔗螟。此后，广东的中山、阳江、遂溪等县也陆续办起了20多个赤眼蜂站，并在广西、福建、湖南、四川等地得到推广。
用大寄生卵繁殖赤眼蜂在国内国外都是首创。值得一提的是，曾对我国实行经济封锁的某些西方大国，此刻由于利用赤眼蜂防治虫害的试验屡遭挫折而陷入低谷，而我国则从南到北迅速发展，赤眼蜂被广泛应用于防治农林果蔬等多种作物害虫，成为众多害虫的克星。
首开我国生物环保之先河，蒲蛰龙成为新中国推广生物防治的第一人。直到今天，在我国利用赤眼蜂防治农业、森林害虫，仍是一种重要的方法。这项研究成果在1979年获全国科学大会奖。
“文革”时期，学校停课，蒲蛰龙夫妇下到“五七干校”，继续深入田间地头搞研究。庆幸的是，蒲蛰龙个人并未受到过多的责难，这在当年的弟子、现中大生科院教授庞义看来，“他是一名很纯粹的科学家，一直都在切切实实地为人民办事，解决实际问题。”
到1976年全国科学和教育工作者会议召开后，逐渐恢复教学、科研各项工作。“当时开完这个会议以后，父亲回家后很兴奋，拿了一卷长长的照片，是全国科学大会的照片，说‘这回邓小平说做我们的后勤部长，这才是科学家的春天。’”钟凤仪回忆说。看到了祖国繁荣希望的蒲蛰龙当即写下摘自郭沫若的一句诗：“春桃一片花如海，千树万树迎风开，人从花底双双来。”
1972年冬，蒲蛰龙家里来了两位不速之客，他们来自广东重要产粮区之一的四会县大沙公社，那里由于水稻虫害严重，请求蒲蛰龙为其出谋献策。
据当时陪同工作的弟子回忆，这个产粮区过去对水稻虫害的防治主要靠化学农药，那时每一造水稻均增加了农药的投放量，但是害虫却越来越猖獗，“当时在国内外，尚没有成功解决这一难题的先例，同行们为蒲先生担心，怕搞不好会影响蒲老的‘一世英名’，然而，蒲老却毫不犹豫地作出决定，一定要攻下这一难题。”
他们选取了安二大队24亩虫害严重的稻田，开始“以菌治虫”、“以虫（赤眼蜂）治虫”和保护田间自然天敌的试验。期间为防治三化螟，蒲蛰龙根据三化螟的发生规律，从降低越冬虫源入手，提出每年惊蛰，最迟在3月15日前，提早灌水，犁耙沤田，消灭在禾头越冬尚未羽化的三化螟，在大沙6万亩水田，沤田70%～80%，天旱年也能沤田50%，果然，第一代三化螟发生量明显减少，不用防治，第二代三化螟可不治，或局部挑治，第三代发生于晚稻秧地，秧地面积小，用些农药防治，发生在晚稻大田的第四代，就不需要防治了，这样就解决了三化螟的危害。
经过几年的研究、试验，蒲蛰龙及同事们总结了一套以发挥害虫天敌作用为主，包括以虫治虫、以菌治虫、养鸭除虫、农业技术防治、合理施用化学农药的水稻害虫综合防治的有效方法。之后，尽管邻近的农田虫害较为严重，而大沙公社内的6万亩稻田的虫害却较轻微。
原四会市副市长、当时的大沙镇领导麦宝祥当年的日记里有这么一段记载：1975年8月27日，美国代表团来到大沙，一下车，代表即散开跑进田间，有的取昆虫标本，有的用录音机收录小鸭在田间的声音，有的用照相机拍小鸭除虫和田间试验牌。临走前，团长戈登·盖耶在田头满脸笑容地对蒲教授说：“你们在治虫上做了大量工作，给我们很大启蒙。”
在其它害虫生物防治，如用平腹小蜂防治荔枝椿象、引进澳洲瓢虫防治吹绵蚧、引进孟氏隐唇瓢虫防治粉蚧、总结和继承中国古代的生物防治——黄猄蚁防治柑橘害虫、发现和利用松毛虫质型多角体病毒防治松毛虫、斜纹夜蛾核型多角体病毒杀虫剂试生产等方面，蒲蛰龙都做了大量的研究，为农业、林业生产解决了诸多实际问题。美国同仁誉称其为“南中国的生物防治之父”。
“生物防治造福人类”是蒲蛰龙为第六届全国杀虫微生物学术讨论会写的题词，也是其毕生的心血事业所在。如今，在蒲蛰龙教授创建的生物防治国家重点实验室里，他的弟子们，继续开展生物防治和综合防治研究，并通过建立绿色有机茶园，生产有机大米，继续促进中国农业的发展。
育英才
为人师表海内外万古流芳
蒲蛰龙是我国恢复招收研究生后的第一批博士生导师，庞义是其首个博士，跟随蒲蛰龙搞科研长达数十载。他告诉记者，蒲老从来不会摆架子，上至领导下至田间农民，都能相处得很好；而对学生提出的问题不论多么细小，蒲老也都耐心给予指导。
“为人师表，言传身教，莫过于此。”有感于此，1987年庞义出国留学，五年后毅然选择了回国工作，按他自己的话说，“是受了蒲老的感召”。
教学上，记者翻阅其部分弟子的相关文章发现，蒲蛰龙有一套与众不同的教学思路，坚持启发式教学，反对满堂灌，讲起课来深入浅出，使学生易于接受。有研究生弟子回忆，平时蒲蛰龙上实验课，不会在一堂课上自己“唱独角戏”，而是将擅长不同实验手段的教师组织起来，一起指导学生。他倡导重视“三基”教学，强调学生要掌握好基础知识、基础理论和基本操作方法，特别注意培养学生的动手能力。
他说，当教师的，一定要设法让学生超越自己，否则，国家的科学技术就不可能向前发展。教学中这种信念渗入到积极扶掖年轻人的过程中，帮助其提高业务水平。
弟子王珣章有这样一段经历：1984年11月，中国昆虫学会在北京召开成立40周年纪念大会和学术报告会。这时王珣章刚从英国回来，若论资排辈的话，是轮不到他出席这次会议的。但蒲蛰龙为让其了解国内外昆虫学科近年来发展情况，多接触熟悉一些专家学者，极力主张让王珣章参加这次会议，并在会上利用各种机会把他介绍给国内外著名的昆虫学家。他这种扶掖后辈的做法，受到人们的称赞。
当时，为促使中青年教师和研究生多读书，拓宽知识面，蒲蛰龙和学生定了一个口头约定：规定自己和青年教师、研究生每学期阅读若干篇文献，每周举行文献报告会。他自己带头上台作学术报告，其他人也轮流在会上作报告，弟子古德祥后来回忆道：“这对促进人才的成长起了良好的作用。”
除了弟子庞义和养女钟凤仪，在昆虫研究所里，还有一批学有所成的青年科学家为蒲蛰龙的爱国主义情怀和人格魅力所感召，甘愿放弃国外优越的生活和工作环境，回到蒲蛰龙的麾下工作。
半个多世纪以来，蒲蛰龙为我国培养了大批专门人才，有的已成为中国科学院院士、大学校长，不少是学科带头人，可谓桃李满天下。在他带领下，中山大学的昆虫学、害虫生物防治、昆虫病理学、昆虫病原微生物、分子生物学研究都有很大发展。1978年，教育部直属的中山大学昆虫学研究所成立，之后在“昆虫学”重点学科、第一批博士点，以及博士后流动站的基础上，又创建了“生物防治国家重点实验室”。值得一提的是，中山大学生科院于2002年成立了蒲蛰龙学者科学基金，旨在推动和促进我国食品安全、昆虫学和生物防治科技研究工作的发展。
同事苏世炘在一篇纪念文章中写道：“他是一位基础厚实、学识渊博、造诣精深的昆虫学家和教育家。”1989年，国家教育委员会授予蒲蛰龙“老当益壮，老有所为”精英奖。
“敬事业德高望重科教界一代楷模；育英才为人师表海内外万古流芳。”这是在蒲蛰龙遗体告别会上几位学子撰写的一副对联。蒲蛰龙夫妇为了祖国的科教事业一生不育，他们的学生尊称蒲蛰龙为“师父”，亦师亦父，正是人们对浩浩师恩从心底里流露出来的亲切呼唤。
学人名片
蒲蛰龙（1912-1997），广西钦州县（原属广东）人，出生于云南。中国科学院院士、国际杰出的昆虫学家、我国害虫生物防治奠基人。长期致力于以虫治虫、以微生物治虫和害虫综合防治的研究。1950年开始，利用赤眼蜂防治甘蔗螟虫的研究取得成功，并推广到桂、闽、湘、川等省区。曾获得其母校美国明尼苏达大学颁发的“优秀成就奖”，国际同行称他为“南中国生物防治之父”。
奠定昆虫研究国际领先地位
（讲述者：蒲蛰龙弟子庞义教授）
如果说有一种人是专为一种事业而生的，那么可以说蒲蛰龙就是专为生物防治事业而生，具有开拓性意义的科研成果以及不计其数的头衔标签，我们只能用一个个惊叹号来形容。尤其令人惊讶的是，人生短短数十载，若无三头六臂，又怎能造就如此累累硕果？带着敬意，记者采访了蒲蛰龙的弟子、中山大学博士生导师庞义教授。
南方日报：作为蒲蛰龙第一个博士生弟子，你怎么评价他？
庞义：蒲先生是一个很敬业、很典型的具有优秀品质的科学家，毕生的精力心血都用在科学研究上面，在科技的高峰上不断前进、不断创新。
我知道的，最开始他学习的是生物虫分类，后来在美国学习水生甲虫分类，学得都很精湛。回国后，看到当时中国农业落后的情况，就提出，我们的研究一定要与中国的实际相结合，一定要与生产相结合，后来他带领我们在防治甘蔗螟虫、荔枝椿象以及水稻综合防治等方面为农业解决了很多实际问题。
另外，在学科建设方面，在蒲老的努力下，中山大学生科院1978年建立了中山大学昆虫研究所，后又创建生物防治国家重点实验室。可以说，在他的引领下，一批批人以他为榜样，以昆虫研究所为平台，通过不断的探索研究，我们的昆虫学研究现在在世界范围内都有一定的领先地位。
关键词：东莞防治荔枝椿象
南方日报：我们知道，上世纪60年代，您跟随蒲蛰龙在东莞进行利用平腹小蜂防治荔枝椿象的实验，当时是一个什么情况？
庞义：那时候他带领我们一批学生一起在东莞做利用平腹小蜂防治荔枝害虫的实验，其间遇到了一个很大的困难，人工培育出的蜜蜂都是雄蜂，没有雌蜂，而我们就是需要利用雌蜂寄生在荔枝树上的椿象虫上面，然后繁殖出越来越多的雌蜂，这些雌蜂都去寻找荔枝树上的椿象虫，把椿象虫杀死。
如果我们不能赶在第二年春天把雌性蜜蜂繁殖出来，第二年的荔枝还是要遭受椿象虫的破坏，影响巨大。那时候条件很艰苦，冬天夜里是非常冷的，可为了弄清楚无法繁殖雌蜂的原因，晚上蒲教授都带着我们耐心地守着观察平腹小蜂的卵，以探究其原因。
这么坚持了十几天，终于发现，这些雄蜂都是没有经过交尾的卵繁殖出来的。后来我们想到办法终于繁殖出雌蜂了，我们把这些卵贴在纸片上，又让纸片挂在荔枝树上，这些卵繁殖出来后就去荔枝树上找椿象虫寄生，而且把这些椿象虫杀死，逐渐形成了良性循环，荔枝就得到了很大的丰收。从这以后很多年，那些果农每年荔枝丰收后都会热情地提点送给我们吃。
关键词：大沙镇防治水稻害虫
南方日报：上世纪70年代在大沙公社水稻出现大量害虫，严重影响了收成，当时蒲蛰龙还在五七干校，大沙公社有人去请他，有人说万一治不好会影响一生的声誉。蒲蛰龙是怎么看待这些的？
庞义：在大沙公社治理水稻害虫的时候，条件也是很艰难的，当时蒲教授刚从干校出来，看到当地水稻害虫特别严重，也没多想。
我们去的时候，当地农民稻田里农药用得很多，而且都有剧毒，农民不清楚，以为稻田里施用农药，就可以把害虫杀死。可是第二年发现又有害虫长出来，而且都带有一定的抗药能力，这样就越来越麻烦了，况且那些施了过量农药的水稻食用起来也不安全。蒲老师就主张用农药点治，通过生物防治等综合治理的方式来防治害虫。
在大沙公社，为了让农民懂得一些基本的农业应用知识，蒲先生还开办了学习班，由他自己亲自授课，向当地的农民传授基本的技术方法。上世纪70年代，大沙公社水稻害虫防治取得了重大成就，后来在国际生物防治会议上，大沙公社被认为是世界上生物防治做得最好的地方。先后多次有国内外的考察团来到大沙公社考察，当时的大沙公社领导麦宝祥，现在还是记忆犹新，特别感谢蒲教授，每年有什么关于蒲教授的活动，他这么大年纪了还来参加。
南方日报：在大沙公社的时候，蒲老与农民的相处情况怎么样？
庞义：蒲先生与人相处方面也是很好的，上至领导，下到农民百姓，他都能相处得很好，没有任何架子，很和善，真的是为人师表，亲力亲为，那时候出差在外的话，衣服不小心破了，都是自己来补。
我记得很清楚的是，有一回，我因为要搭凌晨三点半的车去运蜜蜂卵过来，凌晨三点就要起床，那时候手表都很少，蒲教授就送了我一块手表，每次还要拿几块钱给我路上买点什么吃的东西，那时候他的工资高些，有三百多块，我们就是几十块钱的样子。
关键词：教学
南方日报：在教学方面，蒲老给你最深刻印象的是什么？
庞义：他自己通过多年的昆虫学理论知识的学习和研究，已经建立了比较全面的知识体系。之后又通过指导昆虫分类、昆虫生态、昆虫病理、昆虫病毒、害虫生物防治等方面的研究工作，做到理论与实践的紧密结合，这不仅使他在解决生物防治的实际问题上取得一次又一次的成功，而且也给理论研究带来了丰硕的成果。然后，他把这些实际的理论成果汇集成册，编成书。通过这些书本，又可以将他生物防治的经验推广开来，这就达到了一个新的高度。
■记者手记
他的贡献
永久留存人们心中
明年是蒲蛰龙诞辰100周年，逝者已矣，生者当勉励。
联系采访对象，最初找到了蒲老的两位弟子庞义和古德祥，岁月无痕，曾经的弟子如今都已过花甲之年，其中75岁的古德祥也已退休。时值暑假期间，原以为两人都会待在家里静养，后来被告知，两个人暑假也没顾上休息，出差在外。尤其值得一提的是，古稀之年的古老退休后也没舍下坚守了几十年的工作，远赴新疆搞科研。于是心里暗暗涌起一股敬意：这是怎样的一群科学工作者呢，年高体弱依然挡不住其在科学探索的道路上拼搏？60载科教路上，蒲老该不会也是这般日复一日、孜孜不倦吧？
后面的采访及时解答了我的疑问，一生短短数十载，致力于攻克甘蔗螟虫、荔枝椿象、柑橘害虫、水稻害虫、湿地松粉蚧害虫等防治技术，开创了中山大学的昆虫学研究实验室，培养了40余名硕士以上学历的高级人才。
一个人荣誉等身，可以让无数人艳羡敬仰；可要永久留驻人们心中，还要看他经世致用为群众做了多少实在事。蒲老就是这样一位可以让我们永远记住的人，承载了祖国农业发展几多希望，创造出了生物防治几多价值！可以这么说，蒲老生来就是以病害虫为敌的圣斗士。值得称道的是，其妻利翠英教授在昆虫生理、昆虫胚胎发育、昆虫结构与功能研究亦有很高的造诣，协助蒲老培养了大批研究生。
一个人的力量极其有限，但若数十年如一日地朝着同一个方向、专攻一类难题，咬定青山不放松，他的贡献势必非凡。
与长者打交道，总会担心自己哪里出现丝毫的疏忽，一不小心伤到了对方。采访蒲老养女钟凤仪女士之前，我就是怀着这样一种如履薄冰的念头。蒲老夫妇一生无子嗣，钟凤仪女士原是蒲老表弟的女儿，后作为养女一直照顾蒲老夫妇晚年生活，退休后身体一直欠佳。从庞义教授处得知她的联系方式时，庞教授还特意提醒我：“钟凤仪女士年纪大了，身体也不太好，不一定会接受采访。”
可她还是欣然接受了采访，出乎记者的意料。采访中记者完全被钟凤仪夫妇两位老人的投入劲所感染。这边钟女士滔滔不绝地回忆着，那边其先生偶尔插两句补充一个故事，洋溢在两老脸上的笑容一直未断。采访完后被钟凤仪夫妇紧紧握住的双手，似有一股暖流，徐徐流过。在此，需特地感谢二老。
神话剧中，但凡高人出世，茫茫夜空往往会划过一道亮光，预示其不同一般。可其终究是神话，现实中的伟大无一不出自凡常，源自积累，蒲老亦不例外。高校工作这么多年，鲜有时间外出休养，唯一的一次是1979年暑假期间由学校安排的罗浮山一游，更多时间蒲老是留在实验室里搞研究，或者下到农田果林“灭虫”。
弟子古德祥评价说：“蒲老在耄耋之年依然疾驰奋行，真正做到了生命不息，拼搏不止。”
高山仰止，景行行止；虽不能至，心向往之。蒲老执著于科学的品质，为民办事的务实精神，应该值得如今诸多浮躁的知识分子敬仰和学习。
与马思聪一起学习过小提琴
（讲述者：蒲蛰龙养女钟凤仪）
蒲蛰龙把自己的一生都献给了昆虫研究和生物防治，在工作之余，他是一个什么样的人，南方日报记者专访了其养女钟凤仪，让她为我们揭示一个不太为人熟悉的、爱大家也爱小家、爱科研也爱音乐的蒲蛰龙。
偶尔翻到歌谱《甜蜜的家》，兴之所至，自己谱写歌词
南方日报：您的印象中，蒲老是一个什么样的人？
钟凤仪：大的方面来说，父亲是一个爱国爱家的人，这一点是最突出的。爱国方面，他热爱自己的国家，热爱自己足下的这片土地，把这看得比在国外的任何优越条件都更重要。
1946年父亲和母亲先后去美国明尼苏达求学，因为成绩优秀，表现突出，导师很希望他们能留在美国搞研究，那时候国外搞科研的条件设备比起国内不知要好上多少倍。可当他们听到新中国成立的消息后，欢欣鼓舞，谢绝挽留迅即回来参加新中国的建设。
回国后，父亲很专注于自己的科学事业，希望用自己所学到的知识来改变中国农业落后的状况，很早就开辟了“生物防治”的路径，因为要保护自然环境，过量使用农药反而会污染环境，这是他的心愿。早早地研究微生物防治害虫、寄生蜂防治害虫、荔枝椿象的防治，对南国最好的水果——荔枝的生长和发展以及沿海防护林松树灭虫的工作有很大的帮助。
南方日报：说到蒲老“爱家”，您首先想到的是什么？
钟凤仪：其中有一个很细节的事情，至今我难以忘怀：1979年的一天，父亲在家翻到一个很古老的歌谱《甜蜜的家》，于是自己找了一张纸和一支铅笔，兴之所至，自己谱写歌词，一边写一边唱着这首古老的歌：“在美丽的宫殿任我遨游，但没有温暖，没有一处如我家。普天之下没有安乐如我的家——花开鸟语，甜蜜就是我的家，家，甜蜜、甜蜜——没有一处——快乐像是我的家。”这本来是一件很小的事，但我每每忆起，顿时感到温馨、甜蜜和快乐，这也是我们家的主调。这体现了他在工作之余也爱自己的小家。
家里存的东西，一个是书，一个是录音带
南方日报：那从小的方面来说，蒲蛰龙又是一个什么样的人？
钟凤仪：在个人生活方面，父亲的要求实在是不高，家里很像样的衬衣都没有，出国的制服就那么两套。有一个细节：一次省领导去看他，他当时穿一件保姆做的衬衣去见领导，完了保姆说怎么穿这么一件衣服见领导呢？他说，我这件衣服没破没烂的，为什么不行呢？
另外，从美国带回来的白床单，尽管耐用，但也会坏，后来中间部分的棉子碎了，就从中间裁掉，把两边好的连起来放在中间，就是这么一个朴实不浪费的人。
家里存的东西，一个是书，一个是录音带，不收藏什么东西，他的时间大概80%以上用在工作上面，很少在其他地方投入时间。
一生获奖无数，但最喜欢一张音乐的荣誉证书
南方日报：1977年以后，您就一直在照顾蒲老，工作之余蒲老爱做些什么？
钟凤仪：除了拉小提琴和弹钢琴，周末我们一般都出去散步，登白云山或者步行到越秀山是生活中的“必修课”。他很钟爱小提琴，学生时代曾一度与著名小提琴音乐作曲家马思聪求学于同一位老师，也曾想过在这方面继续深造，但受到家庭和时局的影响，最后还是选学科学。不过听他自己跟我们说，在中山大学、燕京大学研究院和在国外学习时，不管功课多么紧张，他都不间断练习和欣赏小提琴演奏。1962年父亲还应邀参加了羊城音乐花会，表演小提琴独奏。
一直以来，音乐滋润着父母亲两位老人的身心、调节着两位老人的生活，使他俩保持着平静的心态，以专注于自己喜爱的事业。
后来隨着年岁的增长，父亲拉琴拉得少了，但多年来收集的几大箱琴谱和三把小提琴一直是他的珍爱。为此，1993年上北京开会时，当时身体欠佳的他也专程跑到王府井琴行，特为一把好琴选个新琴盒。
1988年1月20日，中国音乐家协会广东分会向蒲蛰龙教授颁发了证书，上面写着：“您从事音乐逾四十年，为祖国音乐事业做出贡献，特发荣誉证书，以资纪念。”后来他对我们说，在一大堆的证书中，他最喜欢这张。
做老师，我宁愿少活几年，也不能说现在就讲不出话
南方日报：蒲老上世纪90年代后健康状况不理想，还坚持工作吗？
钟凤仪：1991年他在口腔医院做了火碱后确认患舌癌，那时有两个选择，要么一次性清除癌细胞，要么慢慢化疗，清除的话必须割除三分之二的舌头，而化疗的话既痛苦难受且不一定痊愈，结果他再三考虑，告诉我们：“讲不出话来，这个是受罪，做老师，我宁愿少活几年，也不能说现在就讲不出话。”所以他自己决定不做手术，进行化疗。
后来经过化疗之后，健康状况好转了，于是又开始工作，1995年还拄着拐杖到过农学院，1995年之后就经常住医院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