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忠良：出租农机一年也能赚四五万
　　
　　沈忠良是松江区叶榭镇金家村的村民，既是村里农机合作社的社长，又是经营了166亩农田的种田大户。机农结合的新机制，不仅让他能够多一笔收入，也给周边农场主带来帮助。
　　
　　2005年，沈忠良承包了50亩土地，2006年增加到80亩，2007年开展家庭农场后，一下子增加到140亩，今年又多了20余亩地。但他告诉记者，打理这些土地一个人足够了，顶多农忙时叫上一两个帮工。“我老婆有一半的时间还在针织厂里上班，农忙时再请假回来帮忙，平时农田管理一个人足够了。”就像现在这个时候，他一直忙着的是农机保养和维修。
　　
　　“下个月就要开始水稻耕种了，插秧机等农机派上大用场，从3月开始，我们合作社就开始保养、维修农机，还要多添置几部新机器。”沈忠良告诉记者，农民喜欢赶早干活，每天早上6点多，社员们就已经集中在机库里工作，中午11点多也就完成一天的工作量了。“我们基本都是50岁开外了，工作一整天挺辛苦，所以下午在自家农田里看看就结束了，毕竟现在不是忙时。”他说，做了一辈子的农民，既有农忙时从早忙到晚的辛苦，也有农闲时的自由。“但相比在外打工，我喜欢这份自由。”
　　
　　和普通家庭农场相比，机农结合机制下的老沈还有一笔收入出租农机。去年秋收，他每天开着自家农机去帮农户们收割稻谷。以前他家有一台收割机和两台拖拉机，收割机只要开工正常，一个农忙季节没有1000亩田“喂不饱”，可他自己承包的土地只有100多亩，机农结合后，让他和周边农场主都尝到甜头，一年下来出租农机的收入也有四五万元。
　　
　　问题
　　
　　老龄化严重，三个农民200岁
　　
　　青壮年外出打工，农村主要劳动力是年过七十的老人。在沪郊的部分农村里，三个农民加起来有200岁的现象并不少见。农村劳动人口的“老龄化”是不少郊区都要面对的问题。
　　
　　“改革开放初期，农村都采取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一般一户农户拥有地少则两三亩，多则七八亩，大多数农户耕种的面积规模偏小，虽然国家免征农业税，并给予种粮补贴，但随着农业成本上升，一旦除去自家的口粮，实际卖粮收入只能满足日常家用。加上城市经济发展速度加快，长此以往，很多年轻人都外出打工，农村土地被浪费了。”为此，松江区曾经建立合作社来提高农民种植收益，将农民种植的承包田以不同方式入了合作社，但由于其经营模式存在不确定性，经济收益并不高，直接导致了青壮年劳动力的流失。
　　
　　记者在奉贤、金山、浦东等多个郊区看到，70岁以上的老人竟成了主要劳动力。在金山的一家蔬菜生产合作社里，除了社长和部分管理人员在50岁上下，其他在蔬菜大棚里劳作的一线农民都已经年过七十了。
　　
　　相关负责人告诉记者，并非他们贪图人工费便宜而找老人，实在是招不到青壮年。“只要不是在外找不到工作的，年轻人都不愿意呆在农村，下田劳作既辛苦收入又少，现在我们除了找老人做些采摘蔬菜、看守大棚的工作，还不得不从云南等地找农民过来，但终究还是劳动力缺乏。”
　　
　　面对严峻的形势，甚至有业内人士担忧：“20年以后，上海还能有谁来种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