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须讳言，前一种观点是目前的主流看法，即警惕外资控制国内农产品市场。在商言商的跨国巨头并非扶持中国农业的“慈善家”。随着农业各部门对外资的倚重，包括大豆在内的农作物对外依存度同步提升，定价权问题会变得越来越突出。曾有媒体报道，国外种子公司生产1粒甜椒种子成本仅1分，但在中国市场却要卖到1元。但由于相关市场已被国外公司垄断，农民只能被迫接受高价“黄金种子”。除了这一极端案例，跨国巨头“野心”的全面发力最早体现在食用油市场。此前，以ADM、邦基、嘉吉和路易达孚四大国际粮商为代表的外资企业，利用并购、参股、合资等形式，已控制了中国近60%的油脂企业。丰益国际就已在中国市场拥有了“金龙鱼”、“口福”、“胡姬花”等多个知名品牌。中国食用油市场被外资企业牢牢把控在手里的结果是，一定程度上公众只能被动接受食用油涨跌无序的价格，市场自主选择空间因此而受限。
　　
　　文章表示，尽管外资控制市场的风险的确存在，但辩证思维更有益于解决具体问题。外资在进入中国粮油领域之初，曾博得一片喝彩之声。作为传统的农业大国，中国农田长期以个人耕种为主，不仅上游播种极易受自然因素影响；而且下游粮食价格又常受行政定价约束，价格偏低。粮油行业成本收益的不对等严重阻碍了民族资本的积极介入。就此而言，外资巨头不计成本地进入这个领域，带来了类似经济学上的“帕累托改进”，弥补了现代化生产技术的空缺，提高了农业产出规模和就业数量，为中国农业注入了新鲜活力。而且，一些地方政府为了快速提振当地经济，也对外资设立粮油项目敞开了大门。事实上，跨国公司能在国内农业市场脱颖而出，恰是因为其本身跨越了国界，在很大程度上减少了风险收益不对等的问题，这本身就是市场竞争优势的体现。
　　
　　制度上的优势使得外资介入国内农业市场有了必然性。首先，跨国企业投资遍布全球，由此能够对冲单一区域的自然灾害风险；其次，全球采购、全球销售模式，规避了国内农产品的价格管制问题，能保证一定的投资收益；再次，海外金融市场有成熟的农业产业保险机制，跨国公司能够借金融产品创新实现风险与收益共担。
　　
　　文章认为，真正需要把控的，是外资介入的度。德国经济学家李斯特曾提出过“幼稚产业保护理论”，该理论认为，后发经济体的比较优势需要政策去保护和扶持，而不能轻易地全面开放，否则民族产业就会被外资打垮而失去发展机会。从韩国等经济体对农业保护经验看，对外资进入农产品行业需要有范围、比例两个限制，初期应以终端产品、非敏感产品为主，至于粮食油品则需审慎开放；为避免全行业被外资控制的局面，需要将单个外资企业进入的比例限定在10%到15%之间。
　　
　　此外，扭转外资操控粮油价格的关键，还在于全面提升本国生产实力和抗风险能力，相关制度建设因此就显得更加重要。所以，财政资金应大力支持农业系统的技术研发工作，对现代化耕种设备的购买给予更大比例的补贴，鼓励农村技术培育市场的扩容；要积极培育农产品期货市场，完善农产品定价机制和农业金融风险对冲机制；出台针对性政策，鼓励有实力的民间资本进入农业领域，整合既有资源实现规模化运作，并与国际巨头相抗衡。
　　
　　文章强调，外资大举进入中国粮油市场，的确可能影响国内基础农业安全。但这并不意味着政策部门需要动用政策去排斥，争取主动，设法使得外资彻底“以我为主，为我所用”，才是解决问题根本之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