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央政策落实难 资金互助发展慢
农村金融 记者调查 本报记者曹攀峰
3月1日,始兴县墨江水果专业合作社(下称“墨江合作社”)理事长张发开起了个大早,从寨头村到始兴县,再从始兴到韶关,而后坐火车来到广州。
“我买的是12点半的车票,10点钟的时候,看到一辆到广州的车,我就混上去了。”14点半到了广州之后,张发开狡黠的告诉南方农村报记者。他如此积极地来参加南方农村报举办的“邀您与全国人大代表面对面”活动,就是要反映一个突出问题——农民贷款难。
事实上,贷款难,就差钱!这是摆在全国9亿农民面前共同的难题。
缺少抵押物、信息不对称、交易成本过高等问题的存在,导致各大商业银行对农民贷款业务不感冒,而解决问题的合适路经是发展农村自主金融体系,培育农村信用合作社的发展。
银行冷对农民贷款联保贷款寥寥无几
52岁的紫金农民钟新林曾经有个美好的创业梦。1999年以来,他一直在惠东大岭镇采贩中草药。2009年,他打算回乡凭借10年与中草药打交道的经验,办一家中草药种植场。在他看来,万事俱备,就差3、5万元启动资金。
2009年3月18日,他曾辗转来到紫金县的中国农业银行、邮政储蓄和农信社三个面向农民贷款的金融部门,试图筹钱圆梦。
农行给的答复是“我们这里不贷款给农民”；农信社给的答复是“没有抵押,就贷不到款”；邮政储蓄给的答复是“必须要有公务员或教师做担保才能贷款”,可普通农民出身的钟新林找不到这样的担保人。
折腾两三天后,钟新林终于明白了一个道理:普通农民想从银行贷到款,难于上青天。事实上,不止是普通农民,即使是农村中的经济“大腕”,没有抵押,也很难从商业银行贷到款。
五华县绵洋镇人吴长贵(化名)在2007年回乡,投资了300多万,种植了1000多亩红肉蜜柚。为解决资金短缺,他曾想从银行贷款,然而各大商业银行并不认可其价值千万的红肉蜜柚作为可抵押物。
缺乏有效抵押物,是商业银行冷对农民贷款的根由所在。近年来商业银行开发的联保贷款在农村的实施状况也并不乐观。
墨江合作社的35名社员是幸运的。1月8日,中国农业银行始兴县支行与墨江合作社签订“金穗惠农卡批量开发委托授权书”协议,协议上登记了35名可贷款社员的身份信息,这些社员在2010年通过相互之间的联保可以获得5万元的小额贷款。
始兴支行和墨江合作社的合作模式如果得以推广,不失为一条解决农村融资困难的有效途径。然而,环视现实,联保的幸运儿寥寥无几
同样是中国农业银行惠农卡业务,封开县某柑桔专业合作社的负责人就曾向南方农村报记者抱怨:“不是说通过联保可以贷到款吗?为什么我们合作社的社员不行?”在2009年柑桔果园恢复生产季节,惠农卡的联保业务曾给该合作社的100多个社员们带了希望,最终希望变成了失望。
应建立农民信用合作体系
“现实中,确实有农户通过联保贷到了款,比如农行的惠农卡和农信社的丰收卡在有些地方搞得还可以。但是大多数情况,农民仍是贷不到款。”长期关注农村金融的草根金融论坛发起人谢勇模说。
“关键是,农户通过联保向银行贷款,主动权仍在银行一方。”2月28日,谢勇模向南方农村报记者记者分析。在他看来,要解决中国农村长期存在的融资难问题,必须发展属于农民自己、农民有话语权的信用合作组织,其中包括农村资金互助社、农村担保合作社以及农民信托合作社等。
“农民信用合作组织是连接小农户与大银行的信用中介平台组织,是建立农村金融体系的基础。”民间金融专家姜柏林曾不止一次如此强调。姜柏林在吉林梨树县榆树台建立了全国首家农村资金互助社——百信农民合作社。谢勇模也在各地进行实验,浙江省玉环县九山果蔬专业合作社(下称“九山合作社”)就是在谢的指导下开展信用合作的。
“九山合作社是采用社员互助担保的形式,凭借社员的血缘、地缘关系,在合作社内部开展信用合作。”谢勇模如此总结九山合作社的做法,开业两年来,“九山资金互助社共发展社员350户,募集总股金7108968.83元,现借贷180户,四次借贷以上9户,三次借贷28户,合计349户次；累计借贷金额1251万元,到期收回622.2万元,到期收回率100%。”2009年,为抢占玉环农村金融市场,浙江民泰商业银行和玉环县农村合作银行愿意主动为九山合作社提供200万和300万的贷款。
“农村资金互助社源于农民内部,对农民的信息掌握很充分,具有商业银行不具有的优势。”姜柏林表示。
民间金融专家姜柏林和谢勇模均对农村资金互助社寄予厚望。事实上,民间的思路与中央的政策非常一致。
早在2006年,中央1号文件就明确提出:引导农户发展资金互助组织。今年的中央1号文件中,又着重强调“加快培育村镇银行、贷款公司、农村资金互助社”,同时提出“支持有条件的合作社兴办农村资金互助社”。
政策制约资金互助
尽管已有中央宏观政策指导,但农村资金互助社在现实中的发展仍步履维艰。
“目前全国共有5000多家资金互助社,只有16家有经营许可证。”2月28日,谢勇模告诉南方农村报记者,“这不是扯淡么?”谢勇模笑着说,尽管九山合作社被台州市农业局评为“台州市规范化农民专业合作社”,但九山合作社目前还没有金融许可证。
“中央的政策早就有了,但是具体落实起来非常难。”谢勇模感叹。农村资金互助社要想开展业务,需先获得银监部门颁发的金融许可证,然后才能在工商局获得营业执照。“连经营许可证都拿不到,还搞什么搞?”
“地方有关部门以防范金融风险和监管力量不足为由,普遍采取了少批、不批做法(各地三年规划仅有161家农村资金互助社,且地区间很不平衡),从而产生了农村资金互助社市场准入“监管”瓶颈,尤其是有关部门多一事不如少一事的思想,严重影响了重构农村金融体系的基础。”姜柏林曾不止在一个场合中说。
在广东,直到今年,广东省银监局才在清远设定第一家资金互助社试点。
事实上,那些有幸拿到金融许可证的合作社,日子也不好过,因为银监会对于资金互助社的门槛设定非常高。
在民间金融圈子内,百信合作社可气又无奈的经历为人们熟知。2007年3月9日,经中国银监会核准,全国首家农村资金互助社——梨树县闫家村百信农村资金互助社开业,百信合作社注册资金10万,而开业当天就花去了7.6万。
“营业场所的装修、监控设施的安装、防弹玻璃的安装等等加在一起,百信合作社刚成立,就被折腾的要破产了。”南方农村报记者多次听到业内人士感叹。
除此之外,作为农民自发组织的团体,政府的财政扶持以及配套政策,如财政担保基金等仍出于空白地带。
3月1日,始兴县墨江水果专业合作社(下称“墨江合作社”)理事长张发开起了个大早,从寨头村到始兴县,再从始兴到韶关,而后坐火车来到广州。
“我买的是12点半的车票,10点钟的时候,看到一辆到广州的车,我就混上去了。”14点半到了广州之后,张发开狡黠的告诉南方农村报记者。他如此积极地来参加南方农村报举办的“邀您与全国人大代表面对面”活动,就是要反映一个突出问题——农民贷款难。
事实上,贷款难,就差钱!这是摆在全国9亿农民面前共同的难题。
缺少抵押物、信息不对称、交易成本过高等问题的存在,导致各大商业银行对农民贷款业务不感冒,而解决问题的合适路经是发展农村自主金融体系,培育农村信用合作社的发展。
银行冷对农民贷款联保贷款寥寥无几
52岁的紫金农民钟新林曾经有个美好的创业梦。1999年以来,他一直在惠东大岭镇采贩中草药。2009年,他打算回乡凭借10年与中草药打交道的经验,办一家中草药种植场。在他看来,万事俱备,就差3、5万元启动资金。
2009年3月18日,他曾辗转来到紫金县的中国农业银行、邮政储蓄和农信社三个面向农民贷款的金融部门,试图筹钱圆梦。
农行给的答复是“我们这里不贷款给农民”；农信社给的答复是“没有抵押,就贷不到款”；邮政储蓄给的答复是“必须要有公务员或教师做担保才能贷款”,可普通农民出身的钟新林找不到这样的担保人。
折腾两三天后,钟新林终于明白了一个道理:普通农民想从银行贷到款,难于上青天。事实上,不止是普通农民,即使是农村中的经济“大腕”,没有抵押,也很难从商业银行贷到款。
五华县绵洋镇人吴长贵(化名)在2007年回乡,投资了300多万,种植了1000多亩红肉蜜柚。为解决资金短缺,他曾想从银行贷款,然而各大商业银行并不认可其价值千万的红肉蜜柚作为可抵押物。
缺乏有效抵押物,是商业银行冷对农民贷款的根由所在。近年来商业银行开发的联保贷款在农村的实施状况也并不乐观。
墨江合作社的35名社员是幸运的。1月8日,中国农业银行始兴县支行与墨江合作社签订“金穗惠农卡批量开发委托授权书”协议,协议上登记了35名可贷款社员的身份信息,这些社员在2010年通过相互之间的联保可以获得5万元的小额贷款。
始兴支行和墨江合作社的合作模式如果得以推广,不失为一条解决农村融资困难的有效途径。然而,环视现实,联保的幸运儿寥寥无几
同样是中国农业银行惠农卡业务,封开县某柑桔专业合作社的负责人就曾向南方农村报记者抱怨:“不是说通过联保可以贷到款吗?为什么我们合作社的社员不行?”在2009年柑桔果园恢复生产季节,惠农卡的联保业务曾给该合作社的100多个社员们带了希望,最终希望变成了失望。
应建立农民信用合作体系
“现实中,确实有农户通过联保贷到了款,比如农行的惠农卡和农信社的丰收卡在有些地方搞得还可以。但是大多数情况,农民仍是贷不到款。”长期关注农村金融的草根金融论坛发起人谢勇模说。
“关键是,农户通过联保向银行贷款,主动权仍在银行一方。”2月28日,谢勇模向南方农村报记者记者分析。在他看来,要解决中国农村长期存在的融资难问题,必须发展属于农民自己、农民有话语权的信用合作组织,其中包括农村资金互助社、农村担保合作社以及农民信托合作社等。
“农民信用合作组织是连接小农户与大银行的信用中介平台组织,是建立农村金融体系的基础。”民间金融专家姜柏林曾不止一次如此强调。姜柏林在吉林梨树县榆树台建立了全国首家农村资金互助社——百信农民合作社。谢勇模也在各地进行实验,浙江省玉环县九山果蔬专业合作社(下称“九山合作社”)就是在谢的指导下开展信用合作的。
“九山合作社是采用社员互助担保的形式,凭借社员的血缘、地缘关系,在合作社内部开展信用合作。”谢勇模如此总结九山合作社的做法,开业两年来,“九山资金互助社共发展社员350户,募集总股金7108968.83元,现借贷180户,四次借贷以上9户,三次借贷28户,合计349户次；累计借贷金额1251万元,到期收回622.2万元,到期收回率100%。”2009年,为抢占玉环农村金融市场,浙江民泰商业银行和玉环县农村合作银行愿意主动为九山合作社提供200万和300万的贷款。
“农村资金互助社源于农民内部,对农民的信息掌握很充分,具有商业银行不具有的优势。”姜柏林表示。
民间金融专家姜柏林和谢勇模均对农村资金互助社寄予厚望。事实上,民间的思路与中央的政策非常一致。
早在2006年,中央1号文件就明确提出:引导农户发展资金互助组织。今年的中央1号文件中,又着重强调“加快培育村镇银行、贷款公司、农村资金互助社”,同时提出“支持有条件的合作社兴办农村资金互助社”。
政策制约资金互助
尽管已有中央宏观政策指导,但农村资金互助社在现实中的发展仍步履维艰。
“目前全国共有5000多家资金互助社,只有16家有经营许可证。”2月28日,谢勇模告诉南方农村报记者,“这不是扯淡么?”谢勇模笑着说,尽管九山合作社被台州市农业局评为“台州市规范化农民专业合作社”,但九山合作社目前还没有金融许可证。
“中央的政策早就有了,但是具体落实起来非常难。”谢勇模感叹。农村资金互助社要想开展业务,需先获得银监部门颁发的金融许可证,然后才能在工商局获得营业执照。“连经营许可证都拿不到,还搞什么搞?”
“地方有关部门以防范金融风险和监管力量不足为由,普遍采取了少批、不批做法(各地三年规划仅有161家农村资金互助社,且地区间很不平衡),从而产生了农村资金互助社市场准入“监管”瓶颈,尤其是有关部门多一事不如少一事的思想,严重影响了重构农村金融体系的基础。”姜柏林曾不止在一个场合中说。
在广东,直到今年,广东省银监局才在清远设定第一家资金互助社试点。
事实上,那些有幸拿到金融许可证的合作社,日子也不好过,因为银监会对于资金互助社的门槛设定非常高。
在民间金融圈子内,百信合作社可气又无奈的经历为人们熟知。2007年3月9日,经中国银监会核准,全国首家农村资金互助社——梨树县闫家村百信农村资金互助社开业,百信合作社注册资金10万,而开业当天就花去了7.6万。
“营业场所的装修、监控设施的安装、防弹玻璃的安装等等加在一起,百信合作社刚成立,就被折腾的要破产了。”南方农村报记者多次听到业内人士感叹。
除此之外,作为农民自发组织的团体,政府的财政扶持以及配套政策,如财政担保基金等仍出于空白地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