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金互助离广东合作社有多远？
民间金融专家姜柏林与合作社理事长交流信用合作的经验。 □罗鼎明 摄
□本报记者 郭任旭
近日记者从省银监局获悉,广东第一家资金互助社试点已经定在清远,“至于未来实践,要看地方政府推动”。与此同时,青岛农业大学合作社学院合作经济系主任王勇则表示:“有资金互助意愿的合作社,要多去相关部门咨询,勇敢一点探索!”
理事长渴求资金互助
《农村资金互助社管理暂行规定》颁布已近两年。
在广东省,这个新生事物渐渐成为合作社关心的话题。2009年12月26日,在首届“广东农民合作社讲习所”上,合作社谈起资金互助,气氛热烈。
潘国平是乐昌市九峰镇绿峰果菜专业合作社理事长,对于内部融资,潘国平的合作社已经迈出一小步。自2008年成立以来,正是靠着社员自发的40万元借款,合作社顺利度过难关并发展壮大起来——虽然这还不足以成为资金互助的广东样板,但却向农民合作社提出一个问题:“没有内部融资,合作社怎么做大?”
解决资金的话题,引起了其它合作社的深切共鸣。一位理事长向记者强调:“合作社最缺什么?除了资金,还是资金!”资金短缺是合作社发展的瓶颈,在大多数理事长看来,这是不争的事实。
也有成功突破资金困境的例子。以联保的形式,始兴县墨江水果专业合作社近一半社员从当地农行取得贷款,“有了资金,就有技术,有设备,有人才!”该社理事长张发开以正面经验佐证了资金对合作社发展的重要性。
然而,在草根金融专家姜柏林看来,合作社真正解决资金困境,内部融资才是阳光大道。
两年前,在吉林省梨树县闫家村,姜柏林成功推动成立了中国第一家农村资金互助社。今天,对于依然没有农村资金互助社的广东省而言,姜柏林分享的经验同样是,“勇敢的迈出第一步”。
姜柏林的发言得到了一些理事长的认同。当场,一位理事长咨询:“申办农村资金互助社的程序是怎样的?”据姜柏林介绍,目前存在两种路径,一种是依照银监部门的试点规划,上报可行性报告并经过银监部门审核,同意之后开始筹建。另一种,则是像目前安徽和浙江等省,先进行实践。
怎样的路径更适合广东?此刻,潘国平正计划着,新年一过,就召开社员大会,一起商量怎样把内部融资做得更加规范,可持续。“现在合作社有130户社员,起码一半社员有银行存款。如果这些资金能利用到合作社,筹集100万应该没问题!”
不过,即便如此,潘国平内心还是有所顾虑:“广东没有范本可供参考,会不会存在非法集资的风险呢?”
政策红线踩不得
潘国平的疑问,正是很多理事长们的担心。
对此,王勇教授认为,合作社开展信用合作是中央一号文件等相关政策明确规定的,尽管各地对于合作社开展资金互助的态度不一,但从法律效力来看,有中央的文件精神为指导。
不过,2009年12月,26岁的浙江亿万富姐吴英因非法集资7.7亿元被判死刑,还是再次让媒体聚焦运作民间资本的政策风险。
1999年中国人民银行颁发的《关于取缔非法金融机构和非法金融业务活动中有关问题的通知》明确了非法集资的几个特点:“未经有关部门依法批准,包括没有批准权限的部门批准的集资以及有审批权限的部门超越权限批准的集资；承诺在一定期限内给出资人还本付息。还本付息的形式除以货币形式为主外,还包括以实物形式或其他形式；向社会不特定对象即社会公众筹集资金；以合法形式掩盖其非法集资的性质。”
合作社开展信用合作,如何彻底消除这种风险?
在姜柏林看来,政策红线一定踩不得,“必须坚持中国银监会《农村资金互助社管理暂行规定》原则办社；只吸收股金不吸收存款,就不是非法金融机构和金融业务,因为股金与存款的本质不同在于,股金需明确承诺承担风险。”偏离这一原则,就存在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或高息揽存的法律风险。
除了规范资金来源,在资金的使用上,浙江大学中国农村发展研究院中国农民合作组织研究中心执行主任徐旭初进一步指出:“借贷对象应仅限于社员,借贷决策应经过民主控制,借贷利率应仅限于一定程度。”
另一名实践者的经历更为直接生动。2006年,江苏省硕集镇副镇长周言东成立了江苏省盐城阜宁县硕集镇富民资金互助社,仅一个月,互助社的资金就达到了90多万元。然而,周言东很快也收到了当地银监局的取缔通知。在把经营情况一再汇报过后,富民互助社最终得以存活。对此,周言东的深刻体会是,“保证在社员内部融资,实行民主管理,然后做好利润分配,遵循这三点,肯定不会坐牢”。
警惕市场风险
在王勇看来,除了政策风险,资金互助还存在经营和市场风险。
徐旭初则提出了一个“麻将理论”来表达对经营资金互助的担心。“相同几个人打麻将,长期看是不会有什么输赢的,也同时不存在风险；但是,如果把盘子做大,陌生人来了,你对他们的赌技毫不了解,这就加大了风险!”这是徐旭初认为经营资金互助的一个矛盾,“要真正做起来,规模一定要大,才能保证资金的回报——局限在一个小产业里,能有多少利润?可一旦做大,跨产业了,信息不对称,经营风险也就大了。”当然,这并非无解,“而是建议从小做起,先积累经验,再慢慢做大。”
在浙江省,一家已经成立了一年半的合作社提出了另一个疑问,“是先搞信用合作,还是先做专业合作呢?”浙江省玉环县九山农村资金互助社负责人苏光峰告诉记者,该社选择了前者。结果,尽管已经给社员发放了700多万元贷款,但由于该省支持的模式是先做专业合作,再发展信用合作,九山资金互助社至今未正式拿到金融许可证。
两种顺序,在姜柏林看来关乎另外一个关键,产业风险。“最近浙江省选择4家农民专业合作社试点成立农村资金互助社,在专业合作社内部社员开展资金互助,封闭运行。问题是,同一个产业,当产业需要投入时,大家的资金都会短缺,互助能力下降；二是同一个产业互助出现风险将是系统性的,波及面更广。”合作社开展信用合作,如何克服这种市场风险,同样不容忽视。
在广东省四会市,一个被暂时搁置的资金互助计划似乎验证了这种风险。2009年7月,迫于长期贷不到款,四会农资店仓丰门市部的郑雪峰等5人发动100多位沙糖桔种植户,筹备成立农民专业合作社,以内部融资破解银行贷款难困境。“大多是种植规模在1000棵以上的大户,有资金实力”,一开始郑雪峰信心满满地认为,在这些人筹集200万元进行资金互助没问题。
但到了年末,郑雪峰只能无奈地暂停了计划。由于果树病害,种植大户今年沙糖桔减产六成,不仅筹集资金困难,农民的信心也受到打击,“没有一个可靠的项目,资金放出去怎么收回来?如果不集中在一个产业上,又该如何操作?”
带着疑虑,郑雪峰并未放弃资金互助的梦想。实际上,躲过这次波折是幸运的,郑雪峰因此更加谨慎,“再研究研究,如果有新的政策,请马上通知我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