贵州：永乐艳红桃今年怎么了？
7月30日，南明区永乐乡水塘村村民梁桂祥吃完早饭，来到家门口的公路边，摆起了水果摊。每逢看到迎面驶来的车辆，他都会招招手，“新鲜的艳红桃，3块钱一斤，可以开车到桃园里摘哦。”
作为永乐乡最早的一批桃农，梁桂祥他们的桃园基本都在乌当区阿栗村到永乐乡的128县道两旁。一到桃子成熟的季节，道路两旁随处可见的水果摊，已经成为永乐“桃园经济”的标志性景观，见证着永乐“桃园经济”的一步步崛起。二十年来，梁桂祥他们靠着“桃园经济”，日子过得十分红火。
然而，今年桃子的行情却让“老桃农”梁桂祥有点看不懂，“以前在路边摆起摊就有很多人来问，今年不仅来果园摘桃子的人少了很多，就连一直坚挺的艳红桃今年的价格也不行了。今年这是怎么了？”
今年的桃园略显冷清
永乐乡，贵阳市重要的“果盘子”“菜篮子”。
上世纪90年代中期，永乐乡种下了第一批桃树，梁桂祥就参与其中。目前，全乡桃树种植面积近万亩，其中，艳红桃的种植面积达6000余亩。全乡4000多户农户中，近3000户农户种有桃子，户均面积两三亩，桃子行情的好坏直接影响到农户一年的收成。
目前，梁桂祥家种有久保、艳红、武昌、晚白四个品种的桃子，六成以上的桃村是久保、艳红，而艳红桃是梁桂祥家收入的“中坚力量”。7月30日，梁桂祥忙了一个上午，只接待了2名游客、卖了40斤桃，“今年接待的人数不到往年的一半。最好的时候，一天也只能卖到两三百斤，差的时候好几天也卖不了一斤。估计今年桃子的收入不到往年的一半哦。”
在梁桂祥的印象中，2000年的时候，艳红桃还不多，桃农只用在自家土里守着，等客人上门采摘。128县道一到桃子季，经常会堵车。去果园的路窄，车多，有些人就步行过去采摘。
然而，这几年，因为修路的原因，永乐的交通一直不太好，来桃园摘桃子的人没有原来那么多了。由于采摘的人少，桃子产量大，果农们只得把桃子拖到批发市场销售。“除了周末外，128县道上堵车的现象已经很少见了。”梁桂祥说。
艳红桃也没顶住降价的压力
陈宗辉，永乐乡永乐村人。跟梁桂祥一样，他也是永乐乡第一拨桃农。
不过，2010年，他脱去“桃农”的外衣，“变身”水果批发商。所谓“靠山吃山、靠水吃水”，陈宗辉对于永乐桃子特别是艳红桃有着独特的感情。
永乐艳红桃打出名声后，给当地桃农带来了巨大的经济利益。发展“桃园经济”，成为大家的一致选择。为了延长桃子的上市期，永乐乡陆续引进了包括久保桃、武昌桃等在内的品种，这些桃子的成熟期大部分都在艳红桃之前。
以久保桃为例。2007年以后，久保桃的价格很好，永乐的桃农纷纷栽种久保桃，填补艳红桃上市前的“空白期”。由于数量增加，久保桃的价格慢慢降了下来。陈宗辉说，去年，久保桃的批发价虽然能卖到两块多，但已经开始受到外地的冲击了。作为“中坚力量”的艳红桃，依旧保持着强势的劲头，每斤的批发价在两块五六。
然而，今年桃子的行情却让陈宗辉有点始料未及。
首先，久保桃一上市就遭遇“滑铁卢”——个头大、色泽好的桃子才卖1.5/斤，品相差一点的只卖到0.5—0.6元/斤，与去年相比，一斤要便宜七八毛钱。
不过，鉴于去年的情况，梁桂祥、陈宗辉依旧对艳红桃充满了期待。同时，艳红桃上市前，来永乐考察艳红桃市场的批发商络绎不绝，这也进一步增强了梁桂祥、陈宗辉他们对今年艳红桃的市场预期。梁桂祥说：“我家的艳红桃长势喜人，按照以往的价格，今年的收成还是有保证的。”
然而，艳红桃上市一段时间后，陈宗辉的市场预期完全被打破，“最大的桃子一斤也只能卖到一块五六，一般的一块，差一点的五六毛。要知道，去年大果的批发价能卖到两块七八。今年绝对是史上最糟糕的一年！”
“今年的艳红桃怎么了？”今年艳红桃的行情也让梁桂祥“大跌眼镜”。他说：“这几年，艳红桃产量一直在增加，虽说不像刚上市那几年受欢迎，但价格一直很坚挺，没料到今年会降到这么低。”
永乐桃农首次面对收入下滑
今年，在永乐乡，和梁桂祥一样，不少桃农第一次开始面对桃子收入下滑的状况。
南明区绿宝石生态农业专业合作社理事长黄美龄说，今年桃子市场比较“疲软”。往年，农户拖一车桃子到市场上，个把小时就卖掉了；今年则要大半天才能卖出去，有些果农没办法接受这样的价格，把桃子又运了回去。
持续走低的价格让桃农梁桂祥很哀怨。看着树上的桃子和“不太热闹”的果园，梁桂祥不得不增加往永乐乡批发市场跑的次数，给家里的桃子找销路，“零售好卖的时候，两三天去一次，现在每天都要去，一次都要送五六百斤。”
梁桂祥给自己算了一笔账，今年桃子的产量虽然增加了不少，但桃子带来的收入可能要下降。比如，预计今年家里艳红桃的收入在两万元左右，而去年是三四万元。
由于做水果批发生意，陈宗辉经常在云南、广西等地跑。对于永乐艳红桃的品质，他一直很有信心，今年的价格让他有点始料不及。借着水果批发的机会，前几天，陈宗辉和妻子专程去了兴义考察市场，找销路，“这几年，兴义艳红桃发展得很快，面积已经超过永乐，从兴义发往贵阳的桃子也越来越多。尽管不少兴义艳红桃还在打借永乐艳红桃的牌子，但对永乐艳红桃的冲击是有目共睹的。”
本报记者 唐胜/文
冉婧宇/制图
作为永乐乡最早的一批桃农，梁桂祥他们的桃园基本都在乌当区阿栗村到永乐乡的128县道两旁。一到桃子成熟的季节，道路两旁随处可见的水果摊，已经成为永乐“桃园经济”的标志性景观，见证着永乐“桃园经济”的一步步崛起。二十年来，梁桂祥他们靠着“桃园经济”，日子过得十分红火。
然而，今年桃子的行情却让“老桃农”梁桂祥有点看不懂，“以前在路边摆起摊就有很多人来问，今年不仅来果园摘桃子的人少了很多，就连一直坚挺的艳红桃今年的价格也不行了。今年这是怎么了？”
今年的桃园略显冷清
永乐乡，贵阳市重要的“果盘子”“菜篮子”。
上世纪90年代中期，永乐乡种下了第一批桃树，梁桂祥就参与其中。目前，全乡桃树种植面积近万亩，其中，艳红桃的种植面积达6000余亩。全乡4000多户农户中，近3000户农户种有桃子，户均面积两三亩，桃子行情的好坏直接影响到农户一年的收成。
目前，梁桂祥家种有久保、艳红、武昌、晚白四个品种的桃子，六成以上的桃村是久保、艳红，而艳红桃是梁桂祥家收入的“中坚力量”。7月30日，梁桂祥忙了一个上午，只接待了2名游客、卖了40斤桃，“今年接待的人数不到往年的一半。最好的时候，一天也只能卖到两三百斤，差的时候好几天也卖不了一斤。估计今年桃子的收入不到往年的一半哦。”
在梁桂祥的印象中，2000年的时候，艳红桃还不多，桃农只用在自家土里守着，等客人上门采摘。128县道一到桃子季，经常会堵车。去果园的路窄，车多，有些人就步行过去采摘。
然而，这几年，因为修路的原因，永乐的交通一直不太好，来桃园摘桃子的人没有原来那么多了。由于采摘的人少，桃子产量大，果农们只得把桃子拖到批发市场销售。“除了周末外，128县道上堵车的现象已经很少见了。”梁桂祥说。
艳红桃也没顶住降价的压力
陈宗辉，永乐乡永乐村人。跟梁桂祥一样，他也是永乐乡第一拨桃农。
不过，2010年，他脱去“桃农”的外衣，“变身”水果批发商。所谓“靠山吃山、靠水吃水”，陈宗辉对于永乐桃子特别是艳红桃有着独特的感情。
永乐艳红桃打出名声后，给当地桃农带来了巨大的经济利益。发展“桃园经济”，成为大家的一致选择。为了延长桃子的上市期，永乐乡陆续引进了包括久保桃、武昌桃等在内的品种，这些桃子的成熟期大部分都在艳红桃之前。
以久保桃为例。2007年以后，久保桃的价格很好，永乐的桃农纷纷栽种久保桃，填补艳红桃上市前的“空白期”。由于数量增加，久保桃的价格慢慢降了下来。陈宗辉说，去年，久保桃的批发价虽然能卖到两块多，但已经开始受到外地的冲击了。作为“中坚力量”的艳红桃，依旧保持着强势的劲头，每斤的批发价在两块五六。
然而，今年桃子的行情却让陈宗辉有点始料未及。
首先，久保桃一上市就遭遇“滑铁卢”——个头大、色泽好的桃子才卖1.5/斤，品相差一点的只卖到0.5—0.6元/斤，与去年相比，一斤要便宜七八毛钱。
不过，鉴于去年的情况，梁桂祥、陈宗辉依旧对艳红桃充满了期待。同时，艳红桃上市前，来永乐考察艳红桃市场的批发商络绎不绝，这也进一步增强了梁桂祥、陈宗辉他们对今年艳红桃的市场预期。梁桂祥说：“我家的艳红桃长势喜人，按照以往的价格，今年的收成还是有保证的。”
然而，艳红桃上市一段时间后，陈宗辉的市场预期完全被打破，“最大的桃子一斤也只能卖到一块五六，一般的一块，差一点的五六毛。要知道，去年大果的批发价能卖到两块七八。今年绝对是史上最糟糕的一年！”
“今年的艳红桃怎么了？”今年艳红桃的行情也让梁桂祥“大跌眼镜”。他说：“这几年，艳红桃产量一直在增加，虽说不像刚上市那几年受欢迎，但价格一直很坚挺，没料到今年会降到这么低。”
永乐桃农首次面对收入下滑
今年，在永乐乡，和梁桂祥一样，不少桃农第一次开始面对桃子收入下滑的状况。
南明区绿宝石生态农业专业合作社理事长黄美龄说，今年桃子市场比较“疲软”。往年，农户拖一车桃子到市场上，个把小时就卖掉了；今年则要大半天才能卖出去，有些果农没办法接受这样的价格，把桃子又运了回去。
持续走低的价格让桃农梁桂祥很哀怨。看着树上的桃子和“不太热闹”的果园，梁桂祥不得不增加往永乐乡批发市场跑的次数，给家里的桃子找销路，“零售好卖的时候，两三天去一次，现在每天都要去，一次都要送五六百斤。”
梁桂祥给自己算了一笔账，今年桃子的产量虽然增加了不少，但桃子带来的收入可能要下降。比如，预计今年家里艳红桃的收入在两万元左右，而去年是三四万元。
由于做水果批发生意，陈宗辉经常在云南、广西等地跑。对于永乐艳红桃的品质，他一直很有信心，今年的价格让他有点始料不及。借着水果批发的机会，前几天，陈宗辉和妻子专程去了兴义考察市场，找销路，“这几年，兴义艳红桃发展得很快，面积已经超过永乐，从兴义发往贵阳的桃子也越来越多。尽管不少兴义艳红桃还在打借永乐艳红桃的牌子，但对永乐艳红桃的冲击是有目共睹的。”
本报记者 唐胜/文
冉婧宇/制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