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农人和消费者联盟
　　
　　“农产品的价格由消费者联盟来定，联盟会调查农民的生产成本等情况，然后告诉大家为什么要这样定价，同时拿出储备的资金先付给对方，以保证生产者的积极性。”
　　
　　与胡靖不同，杨学彬对CSA模式的了解已经有近十年历史。上世纪80年代末期，他辞职赴日留学，毕业后留在日本从事中日农产品贸易。
　　
　　从2010年开始，他致力于推动“无农药种植”。在几位合伙人的帮助下，他在番禺海鸥岛上种植了近200亩的蔬菜。“土壤只用有机肥，人工除草，用辣椒水、大蒜汁除虫害。”
　　
　　经过2年多的培育，杨学彬种的菜清甜可口，一些瓜果可以直接生吃，深受消费者的青睐。
　　
　　但发展原生态的农业还是要“看天吃饭”。当遇到持续雨天和高温天气时，农场的病虫害肆虐，大家对杨学彬的“无农药种植”产生了怀疑，农场收益也开始变缓。面对经营理念的分歧，杨学彬无奈之下选择退股，在南海三山岛上另外租下一个农场，重新开始自己的CSA试验。
　　
　　由于三山岛的交通条件比海鸥岛好，杨学彬成立了一个物流配送中心。“不仅有广州、佛山等珠三角的客户，甚至还有一些湖南的客户，通过高铁可以很快配送过去。”
　　
　　“首先是做品牌，其次才是卖东西。我想做个示范点，以后在外围建几个种植基地，建立起整个供应链。”有了海鸥岛的失败，杨学彬这次不再打算找投资人，而是组建消费者联盟。“因为投资人投资是要收益的。我现在就是通过消费者来筹集资金，也就是会员预付制。”杨学彬说，“会员预付制”最大的好处就是得到资金流的同时，生产不会受到决策干预。
　　
　　杨学彬认为，像这样一个消费者联盟应该“不是以谋取高额利润为主要目的的半社会性半公益性的企业”，既要农民为消费者提供满意且安全的食物，但是也不能太打压生产者。“农产品的价格由消费者联盟来定，联盟会调查农民的生产成本等情况，然后告诉大家为什么要这样定价，同时拿出储备的资金先付给对方，以保证生产者的积极性。”
　　
　　CSA模式的中国式探索
　　
　　目前主要还是NGO和一些社工组织在做农户与市场的对接，但这些组织的经费来源不稳定，这将是农户对接市场的一大瓶颈，政府也无法完全担起这一责任。”
　　
　　无论是胡靖还是杨学彬，他们对于CSA模式都有着自己的理解。CSA模式在中国的探索，不仅是消费者的餐桌自救，更是商业模式反哺生态农业的一种大胆实践——农民的利益在其中得到了保证。
　　
　　2008年4月，清华大学博士后石嫣在美国明尼苏达州研究CSA农场经营模式。2009年，她和团队在北京西郊凤凰岭创办“小毛驴”市民农园，这是目前公认的国内首个CSA项目。经过4年的发展，“小毛驴”已有1000多会员，成为全国CSA的发展模板。
　　
　　去年，石嫣离开“小毛驴”，到通州打造另一种形式的CSA：“分享收获”。在石嫣看来，健康、安全的农产品的持续提供，依旧需要依靠可持续发展的农业。因此，作为生产主体的农民如果无法从中受益，最终受影响的还是消费者。
　　
　　“目前主要还是NGO和一些社工组织在做农户与市场对接的工作，但这些组织的经费来源不稳定，这将是农户对接市场的一大瓶颈，政府也无法完全担任起这一责任。”杨学彬说，成立社区消费者联盟或许是未来CSA发展的最重要的环节。
　　
　　在实际经营中，珠海“绿手指份额农园”也发现一些现实困难，这些也普遍存在于目前全国的CSA项目中。“绿手指”负责人邹子龙认为，有机食品认证是“一品一季一认证”，但CSA农场的蔬菜多达数十种，每种规模都不大，有机认证难以实现。
　　
　　此外，一些CSA农场的蔬菜虽然健康安全，但卖相比较“逊色”。“小毛驴”就曾收到不少会员投诉，“蔬菜不打农药，虫眼肯定少不了。在品相上也确实不能与施了化肥、农药的蔬菜相比。”该农场一名负责人说。
　　
　　此外，CSA模式的核心理念是“风险共担、收益共享”，这就意味着消费者需提前付费。“目前还是有很多消费者不太习惯这一模式。”胡靖说。
　　
　　“彬彬农场目前的会员有1000多人，但实际上比较活跃的只有几十户。”杨学彬说，如何在消费者和生产者之间建立信任，是CSA模式在中国实践探索时“必须跨过去的门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