都市“新农夫”引领“农业回归”
北京、上海、广州……从城市到郊野，社区支持农业（CSA）这种风行日本、欧美的农业生产模式，正逐渐被中国百姓接纳。
消费者与耕种者达成供需协议，并直接由农场送货上门，这让农民和消费者直接成了“朋友”。与规模化、产业化的农业相悖，这种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模式吸引了越来越多的城市人加入。
CSA直译为社区农业，指具有“风险共担、收益共享”特征、消费者与生产者合作的农产品直销模式。在当下中国，CSA（社区支持农业）似乎更是一场城里人的游戏，城市人发起，城市人创办，城市人经营，城市人获益。而农民这个本该担当农耕主角的群体，在这场游戏中正被边缘化。
“真正的”CSA
在北京的市场上，几乎所有提前付费、每周配送的农场都说自己是CSA农场。
“如果从广义上讲，我们的农夫市集也是一种CSA平台；但狭义来说，我所知道的北京农场，只有"小毛驴"一家是真正的CSA。”农夫市集负责人常天乐认为。
CSA直译为社区支持农业。“这个概念最初形成于上世纪70年代，指具有"风险共担、收益共享"特征、消费者与生产者合作的直销模式。”小毛驴市民农园创办者石嫣说。
石嫣这几年成了媒体宠儿。她与同门师弟程存旺联姻并共同致力于中国CSA事业的故事，成了业内佳话。石嫣曾赴美“插洋队”，为的就是研究美国的CSA模式。归国后，她在北京创办了小毛驴市民农园，做了一场轰轰烈烈的CSA实验。
常天乐在分辨一家农场是不是纯粹的CSA时，主要看其是否每年只在播种之前招募消费者、筹集资金，继而确认播种面积，将资金用于种养当中。“如果做不到提前收费、风险共担的话，我认为就不算真正的CSA。”
常天乐告诉记者，目前北京绝大部分农场是全年招募会员的，“因为会员总是招不满”。但她认为，这种模式并不能做到真正意义上的风险共担、利益共享。仅仅提前付钱、每周配送，只能算是“城乡互助”。
而在石嫣的理解中，CSA只是一个理念，而非一个固定的模式。“CSA最核心的理念就是在生产与购买之间构建一个社区，让消费者和农民产生紧密、直接的关联。”她认为，“小毛驴”更像是一个传统意义上的CSA，因为它更强调风险共担。但像农夫市集，虽也属于CSA的范畴，但“它让农民和消费者面对面，相互沟通和认知”。
谁是真正的CSA？这个问题看似无伤大雅，其意义却在于探寻中国的CSA究竟让谁获利。
最大受益者
尹瑞庆是一名退休干部，现为“小毛驴”的劳动份额成员。今年64岁的他，从2009年开始，在小毛驴市民农园包下了总面积60平方米的两块地，自种蔬菜、玉米。3年来，他每周去两次菜地，每次来回耗时近3个小时，却乐在其中。
年轻时下乡插队的经历让尹瑞庆对土地和农民有很深的感情。这几年，他走访过全国各地的CSA农场，每到一处场，只关心一个问题：农场是不是农民自发形成的？如果农场雇佣农民，是否存在克扣工钱现象？
尹瑞庆透露，北京有一个活力有机菜园，是中关村的一群IT白领做的更为纯粹的CSA。他们凑钱委托大兴的农民种菜，要求不打农药、不用化肥。先付一半的钱，供农民买种子、农具；每到周末，白领们便去菜地帮忙，到秋天一同算账。记录成本、发放工资、20%的利润，这种方法深得农民支持。重要的是，这些种菜收入全部到了农民手中。
但是，活力有机菜园这种农户与消费者直接对接的模式，在传统CSA中并不常见。在中国，广义的CSA农场模式多由城市人主导，担当农场经营者，从事资金筹集、承租菜地、雇佣农民、市场推广和销售等工作。
在北京农夫市集，只有一户由农民自己经营，剩下的20余家都是农场形式。“CSA存在这样的弊病，对于真正的农民支持力度不够。”常天乐坦言。让她印象深刻的是，市集的消费者对农民不放心，反而对农场更放心，觉得农场的管理者和自己一样是城里人，知道消费者要什么。
“小毛驴”也是由城市人主导的。总经理严晓辉坦言，农园创办至今，雇佣农民的工资远未达到市场平均水平，这是他的一大心病。“2009年，农民的月薪只有750元，现在平均1900元，都属于半志愿性质。”严晓辉希望靠种养增加收入，提高工人工资。
事实上，“小毛驴”种养的收入很不错。一般来说，普通农民种植化学农业，利润率达3%~5%，而“小毛驴”的利润率在10%~20%之间。
为何无法提高工资？严晓辉解释，目前“小毛驴”的收入除了用于支付员工报酬，还要支持农园教育、培训、科研等一系列项目，因此没有更多的财力提高员工工资。2011年，“小毛驴”的收支基本持平。
在中间人经营的CSA农场中，这种农民低薪的情况并不少见。
石嫣想要改变这种状况，做一种“更纯粹”的CSA。她辞去了“小毛驴”负责人的职务，在北京通州开辟了另一片天地。从西北到东南，石嫣这次改变的目的是“让农民当家做主”。
“在"小毛驴"，农民仍是工人，受农场雇佣而来工作。”石嫣尝试将农场交给农民打理，让他们在自己的土地上进行耕种，尽量承包他们能做的工作，做不了的再由石嫣的团队帮忙，比如推广和销售。
在石嫣的设想中，农民收入和作物产出是相关联的，这和“小毛驴”拿固定工资不同，农民的积极性也会更好地调动起来。为此，他们设计了一些规则。“农户如果能坚持5年，就能在公司占有股份；我们前期会组织一些顾客，只要愿意提前预付5年费用，就会成为我们的核心消费者。到最后，公司就成了生产者和消费者的联合体。”
显然，如何将权利和利益转交到农民手中，是中国CSA之路上面对的一大难题。
农民被边缘化，有机蔬菜高价难解，耕种信息尚未全部公开，种种问题使中国CSA产业链陷入多方信任危机。
高价难解
石嫣曾经算过一笔账：超市里的有机蔬菜每斤价格在20元～25元；大型有机公司蔬菜为15元～20元；而在CSA小农场和小农户、农户小组里，这一价格分别在8元～10元和3元～5元之间。“小农户的土地不计成本、劳动力不计成本，种养殖结合决定了他们的低价。”
常天乐也觉得市场的价格偏高。“我发现一些时令蔬菜水果，即使农场丰收了，也不愿意降价卖，和普通市场的季节走势偏离了。”常天乐认为，CSA农场农户应该在可能情况下，更多让利给消费者。
即使价格饱受非议，业内又避而不谈，消费者还是照买不误。CSA目前在国内的最大客户群体是收入至少过万的中产阶级，这群人对安全的敏感度远高于价格。
这就是CSA市场价格的难解之处。围城外的人都嚷嚷着菜价贵；业内人士对高价格心照不宣；消费者反而满不在乎。
尹瑞庆觉得租地种菜挺划算，他算了所有的种植成本，得出一斤蔬菜均价不到4元的结论。“当然，要收获这么多菜是要付出时间、精力和辛苦的。春天要顶着寒风，夏天会汗流夹背，推粪要舍得用力，翻地拔草要忍得住背疼腰酸。”
但尹瑞庆并没有将辛苦折算成菜的成本，反而成为他向往的一种生活方式。“我们到郊区呼吸新鲜空气，强身健体，和朋友交流心得，蔬菜反倒成为了副产品。”
信息公开缺失
在面对CSA这一全新模式时，许多人都会瞬间冒出大量问题，比如种子是哪里买的，是不是转基因的；肥料是成品的生物肥，还是鸡场的鸡粪；靠什么除虫？是生物农药还是防虫网；水源、土壤是否经过检测，周边有无化工厂，和常规土地隔离带有多远？
从2011年开始，尹瑞庆不断地向“小毛驴”负责人反映这一问题。严晓辉说，“小毛驴”在官网有一定的信息公开，如蚜虫防治方法、肥料来源等，有时也会在微博上与同行交流心得。“我们做的是公开而不是公布。消费者问什么，我们都会如实解答，但没有主动去公布全部信息。”
而对于全面公布信息的要求，严晓辉表示，目前农场人手紧缺，没有专门人员负责此事。对于公布详细信息，他们也有一些顾虑。
严晓辉担心，如果“小毛驴”首先公布信息，可能还没有任何一家农场或农户系统公布过自己的原料来源及种养技术会被消费者当作业界标准来约束其它农场，也可能使“小毛驴”因做了好事而成为众矢之的。“我们不提倡农业标准化。我们的标准和技术只适合我们的土地，用在别处不一定好。”
而这一观点，在常天乐这里也得到了回应。她认为，不公布不代表就是错的。而她更担心的是，一旦实行强制性公布，认真种菜的农户可能因为无法达到标准而遭到淘汰，公关能力好但产品质量不过关的农场反而取胜。
在信息公开上，常天乐更愿意相信，消费者与农户之间的互信可以保障农产品的安全可靠。“CSA本来是社区支持农业，正是因为一些消费者的咄咄逼人，现在变成消费者调查农业了。”（据《民生周刊》）
作者：据《民生周刊》
消费者与耕种者达成供需协议，并直接由农场送货上门，这让农民和消费者直接成了“朋友”。与规模化、产业化的农业相悖，这种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模式吸引了越来越多的城市人加入。
CSA直译为社区农业，指具有“风险共担、收益共享”特征、消费者与生产者合作的农产品直销模式。在当下中国，CSA（社区支持农业）似乎更是一场城里人的游戏，城市人发起，城市人创办，城市人经营，城市人获益。而农民这个本该担当农耕主角的群体，在这场游戏中正被边缘化。
“真正的”CSA
在北京的市场上，几乎所有提前付费、每周配送的农场都说自己是CSA农场。
“如果从广义上讲，我们的农夫市集也是一种CSA平台；但狭义来说，我所知道的北京农场，只有"小毛驴"一家是真正的CSA。”农夫市集负责人常天乐认为。
CSA直译为社区支持农业。“这个概念最初形成于上世纪70年代，指具有"风险共担、收益共享"特征、消费者与生产者合作的直销模式。”小毛驴市民农园创办者石嫣说。
石嫣这几年成了媒体宠儿。她与同门师弟程存旺联姻并共同致力于中国CSA事业的故事，成了业内佳话。石嫣曾赴美“插洋队”，为的就是研究美国的CSA模式。归国后，她在北京创办了小毛驴市民农园，做了一场轰轰烈烈的CSA实验。
常天乐在分辨一家农场是不是纯粹的CSA时，主要看其是否每年只在播种之前招募消费者、筹集资金，继而确认播种面积，将资金用于种养当中。“如果做不到提前收费、风险共担的话，我认为就不算真正的CSA。”
常天乐告诉记者，目前北京绝大部分农场是全年招募会员的，“因为会员总是招不满”。但她认为，这种模式并不能做到真正意义上的风险共担、利益共享。仅仅提前付钱、每周配送，只能算是“城乡互助”。
而在石嫣的理解中，CSA只是一个理念，而非一个固定的模式。“CSA最核心的理念就是在生产与购买之间构建一个社区，让消费者和农民产生紧密、直接的关联。”她认为，“小毛驴”更像是一个传统意义上的CSA，因为它更强调风险共担。但像农夫市集，虽也属于CSA的范畴，但“它让农民和消费者面对面，相互沟通和认知”。
谁是真正的CSA？这个问题看似无伤大雅，其意义却在于探寻中国的CSA究竟让谁获利。
最大受益者
尹瑞庆是一名退休干部，现为“小毛驴”的劳动份额成员。今年64岁的他，从2009年开始，在小毛驴市民农园包下了总面积60平方米的两块地，自种蔬菜、玉米。3年来，他每周去两次菜地，每次来回耗时近3个小时，却乐在其中。
年轻时下乡插队的经历让尹瑞庆对土地和农民有很深的感情。这几年，他走访过全国各地的CSA农场，每到一处场，只关心一个问题：农场是不是农民自发形成的？如果农场雇佣农民，是否存在克扣工钱现象？
尹瑞庆透露，北京有一个活力有机菜园，是中关村的一群IT白领做的更为纯粹的CSA。他们凑钱委托大兴的农民种菜，要求不打农药、不用化肥。先付一半的钱，供农民买种子、农具；每到周末，白领们便去菜地帮忙，到秋天一同算账。记录成本、发放工资、20%的利润，这种方法深得农民支持。重要的是，这些种菜收入全部到了农民手中。
但是，活力有机菜园这种农户与消费者直接对接的模式，在传统CSA中并不常见。在中国，广义的CSA农场模式多由城市人主导，担当农场经营者，从事资金筹集、承租菜地、雇佣农民、市场推广和销售等工作。
在北京农夫市集，只有一户由农民自己经营，剩下的20余家都是农场形式。“CSA存在这样的弊病，对于真正的农民支持力度不够。”常天乐坦言。让她印象深刻的是，市集的消费者对农民不放心，反而对农场更放心，觉得农场的管理者和自己一样是城里人，知道消费者要什么。
“小毛驴”也是由城市人主导的。总经理严晓辉坦言，农园创办至今，雇佣农民的工资远未达到市场平均水平，这是他的一大心病。“2009年，农民的月薪只有750元，现在平均1900元，都属于半志愿性质。”严晓辉希望靠种养增加收入，提高工人工资。
事实上，“小毛驴”种养的收入很不错。一般来说，普通农民种植化学农业，利润率达3%~5%，而“小毛驴”的利润率在10%~20%之间。
为何无法提高工资？严晓辉解释，目前“小毛驴”的收入除了用于支付员工报酬，还要支持农园教育、培训、科研等一系列项目，因此没有更多的财力提高员工工资。2011年，“小毛驴”的收支基本持平。
在中间人经营的CSA农场中，这种农民低薪的情况并不少见。
石嫣想要改变这种状况，做一种“更纯粹”的CSA。她辞去了“小毛驴”负责人的职务，在北京通州开辟了另一片天地。从西北到东南，石嫣这次改变的目的是“让农民当家做主”。
“在"小毛驴"，农民仍是工人，受农场雇佣而来工作。”石嫣尝试将农场交给农民打理，让他们在自己的土地上进行耕种，尽量承包他们能做的工作，做不了的再由石嫣的团队帮忙，比如推广和销售。
在石嫣的设想中，农民收入和作物产出是相关联的，这和“小毛驴”拿固定工资不同，农民的积极性也会更好地调动起来。为此，他们设计了一些规则。“农户如果能坚持5年，就能在公司占有股份；我们前期会组织一些顾客，只要愿意提前预付5年费用，就会成为我们的核心消费者。到最后，公司就成了生产者和消费者的联合体。”
显然，如何将权利和利益转交到农民手中，是中国CSA之路上面对的一大难题。
农民被边缘化，有机蔬菜高价难解，耕种信息尚未全部公开，种种问题使中国CSA产业链陷入多方信任危机。
高价难解
石嫣曾经算过一笔账：超市里的有机蔬菜每斤价格在20元～25元；大型有机公司蔬菜为15元～20元；而在CSA小农场和小农户、农户小组里，这一价格分别在8元～10元和3元～5元之间。“小农户的土地不计成本、劳动力不计成本，种养殖结合决定了他们的低价。”
常天乐也觉得市场的价格偏高。“我发现一些时令蔬菜水果，即使农场丰收了，也不愿意降价卖，和普通市场的季节走势偏离了。”常天乐认为，CSA农场农户应该在可能情况下，更多让利给消费者。
即使价格饱受非议，业内又避而不谈，消费者还是照买不误。CSA目前在国内的最大客户群体是收入至少过万的中产阶级，这群人对安全的敏感度远高于价格。
这就是CSA市场价格的难解之处。围城外的人都嚷嚷着菜价贵；业内人士对高价格心照不宣；消费者反而满不在乎。
尹瑞庆觉得租地种菜挺划算，他算了所有的种植成本，得出一斤蔬菜均价不到4元的结论。“当然，要收获这么多菜是要付出时间、精力和辛苦的。春天要顶着寒风，夏天会汗流夹背，推粪要舍得用力，翻地拔草要忍得住背疼腰酸。”
但尹瑞庆并没有将辛苦折算成菜的成本，反而成为他向往的一种生活方式。“我们到郊区呼吸新鲜空气，强身健体，和朋友交流心得，蔬菜反倒成为了副产品。”
信息公开缺失
在面对CSA这一全新模式时，许多人都会瞬间冒出大量问题，比如种子是哪里买的，是不是转基因的；肥料是成品的生物肥，还是鸡场的鸡粪；靠什么除虫？是生物农药还是防虫网；水源、土壤是否经过检测，周边有无化工厂，和常规土地隔离带有多远？
从2011年开始，尹瑞庆不断地向“小毛驴”负责人反映这一问题。严晓辉说，“小毛驴”在官网有一定的信息公开，如蚜虫防治方法、肥料来源等，有时也会在微博上与同行交流心得。“我们做的是公开而不是公布。消费者问什么，我们都会如实解答，但没有主动去公布全部信息。”
而对于全面公布信息的要求，严晓辉表示，目前农场人手紧缺，没有专门人员负责此事。对于公布详细信息，他们也有一些顾虑。
严晓辉担心，如果“小毛驴”首先公布信息，可能还没有任何一家农场或农户系统公布过自己的原料来源及种养技术会被消费者当作业界标准来约束其它农场，也可能使“小毛驴”因做了好事而成为众矢之的。“我们不提倡农业标准化。我们的标准和技术只适合我们的土地，用在别处不一定好。”
而这一观点，在常天乐这里也得到了回应。她认为，不公布不代表就是错的。而她更担心的是，一旦实行强制性公布，认真种菜的农户可能因为无法达到标准而遭到淘汰，公关能力好但产品质量不过关的农场反而取胜。
在信息公开上，常天乐更愿意相信，消费者与农户之间的互信可以保障农产品的安全可靠。“CSA本来是社区支持农业，正是因为一些消费者的咄咄逼人，现在变成消费者调查农业了。”（据《民生周刊》）
作者：据《民生周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