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湛江甘蔗种植和糖业生产的历史
（一）甘蔗是我国制糖的主要原料。而糖在我国农业经济中占有重要地位，其产量和产值仅次于粮食、油料、棉花居第四位。而在世界食糖总产量中，蔗糖约占65%，我国则占80%以上。同时，甘蔗还是轻工、化工和能源的重要原料。因而，发展甘蔗生产，对提高人民的生活、促进农业和相关产业的发展，乃至对整个国民经济的发展都具有重要的地位和作用。
（二）中国是世界上第三大产糖大国，甘蔗种植面积从1949年160万亩发展到1998年2000万亩；甘蔗总产从1949年264.2万吨发展到1998年的8343.8万吨，至1998～1999年，全国蔗糖总产达到770.1万吨，占全国食糖总量的86.2%。
（三）湛江是我国最大的蔗糖生产基地之一，目前与广西、云南三足鼎立于中国糖市。而且种蔗和糖料加工的历史相当悠久，据《徐闻县志》上记载，明代以前雷州半岛就已经有了用土糖寮加工甘蔗生产食糖。2006跨2007年榨季，湛江地区甘蔗总产1101万吨，蔗糖总产109万吨，分别比历史上最高的1992跨1993年榨季的1013万吨和105万吨增长8.7%和3.8%，再创历史新高，在我国糖业生产上的地位不可动摇,湛江食糖更因远销国内、外而闻名于世！
（四）在湛江糖业发展史上，湛江糖业曾经历过两次比较大的波折，一次是20世纪60年代初期，一次是90年代中期，其中90年代中后期的这次令我们所有人都印象深刻：随着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变，湛江糖业曾暂时陷入严重困境，很多糖厂倒闭，工人下岗……人们似乎不大兴趣谈甘蔗糖业，甚至在制定新的工业发展计划时也不把甘蔗糖业列入其中，更有甚的是，曾有人主张不要甘蔗糖业。然而，无情的事实是，甘蔗糖业不但没有消亡，而且走出了低谷，呈现新的辉煌。
要知道，糖业生产历来在湛江的国民经济中举足轻重，关系到全市2万多产业工人和雷州半岛300多万蔗农的民生，是地方的主要税源和广大农民主要的经济来源。下面就让我们一起来探讨一下这项“甜蜜事业”在湛江自古以来的发展历程：
一、雷州半岛和甘蔗：自古以来皆蔗田碧萋萋
（一）岭南甘蔗及雷州半岛
甘蔗是禾本科甘蔗属（SaccharumL）,据史料记载，甘蔗原产于印度，广泛种植于热带及亚热带地区。
目前甘蔗种植面积最大的国家是巴西，其次是印度，中国位居第三，蔗区主要分布在广东、台湾、广西、福建、四川、云南、贵州等省区。甘蔗大规模栽培在华南地区的文字记载最早的是公元一世纪的《神异经》载：“南方荒内，有甘之林”。甘蔗的甘甜可口，古往今来被人们广为称道，就连那些清高儒雅的文人墨客们对其也情有独钟。而甘蔗的笔直风雅，自古文人皆赞之，如唐代诗人王维在《樱桃诗》中写道：“饮食不须愁内热，大官还有蔗浆寒。”而大医学家李时珍对甘蔗则别有一番见解，他说：“凡蔗榕浆饮固佳，又不若咀嚼之味永也”，将食用甘蔗的微妙之外表述得淋漓尽致。
雷州半岛地区夏秋高温多雨，光照强，而冬季干燥，昼夜温差大，十分适宜甘蔗生长和糖分积累，且半岛的土地为玄武岩台地，地势平坦，土壤类型主要有砖红壤、赤土田。砖红壤是由玄武岩风化发育而成，土层深厚，水分和土壤条件较优越，而且土地较多，增产潜力大，所以自古以来就建立了较好的制糖工业基础，加上有效生长期长，提高甘蔗单产和含糖率的条件比国内其它地区优越：其甘蔗产量平均亩产3.6吨以上，高于全国的水平，含糖率14%，也高于全国。至于甘蔗的品种，据《广东新语》中记，在公元6世纪以后，出现了两个甘蔗品种，一种是蔗茎比较粗壮的热带种，在古代文献中被称为“昆仑蔗”；另一种是蔗茎比较细的中国种，文献称为“荻蔗”“竹蔗”。但在后来，“昆仑蔗”演变为食用果蔗，“竹蔗”在中国几乎是唯一的榨糖用品种。本来前者茎条粗大，糖份也高一些，作榨糖用出糖率会更高，而用“竹蔗”榨糖的出糖率会低一些。新植的甘蔗采用栽种甘蔗苗繁殖，栽种后不久即生根，长出许多嫩芽，形成丛状，收割时仅收割甘蔗茎，将根仍留在土壤内，即宿根，来年，宿根重新分枝生茎。以雷州半岛专门种蔗的农民的话来说，甘蔗的栽植有所谓的“春植”、“秋植”和“宿根”三种。“春植”顾名思义是春天栽种的甘蔗，来年就可采收；第一次采收后的甘蔗根部留置在土壤内，让其发芽生长谓之“宿根”，它相当于“春植”，一年后就可采收；至于“秋植”，则是七月到十月这段时间种的甘蔗，当年不能采收，必须拖个一年半左右吧。旧时采收甘蔗满辛苦，全是人工采收后，还要“揽蔗根仔”（即清除不需的蔗叶、泥土、根部的须须等），接着捆绑，然后用牛车运送到村旁的装晒场过秤，过完秤后再运到土糖寮运压榨。
（二）从古交州盛产蔗制石蜜到广东三大糖蔗产区：自古以来皆蔗田碧萋萋
至于甘蔗及制糖之法何时引进雷州种植，确切的时间已不可考！众说纷纭，现只能依文献史料及各朝代的社会背景来推敲：最早的是东汉杨孚的《异物志》便记载交趾（即交州，包括粤西雷州半岛一带）产蔗制石蜜，这是最早的文献记录。近代的我们从保存在湛江博物馆内乾隆年间的《麻章墟重建北帝庙碑志》上的记载，湛江市麻章墟于乾隆四十六年（1781）开始建造北帝庙，至乾隆五十五年（1790）建成的情况，内中主要记载了建庙资金收支情况，其中可看到收取糖商的秤捐是重要的捐献来源，几乎占了建庙资金的三分之一强，由此可以推断出至少在乾隆年间，湛江地区已经成为一个重要的甘蔗种植基地与糖业商品集散基地。而就现代的就近几十年来说，更是优势明显。如广东省的有关资料记载，单在1987年湛江种植甘蔗146.86万亩，占全省甘蔗面积31.2%；产蔗499.01万吨，占全省总产量的31.2%，在全省三大蔗区中面积和产量、产值均占第一位。另据《广东省志》上所记载，从上世纪60、70年开始，全省大体可以划分为三大蔗区，即雷州半岛、珠江三角洲和潮汕平原；番禺、中山、斗门、顺德、东莞、新会、台山、阳江、阳春、遂溪、海康、徐闻等12县市甘蔗种植面积占全省的一半以上，而在这12县市中雷州半岛就有三个县（遂溪、海康、徐闻），而且这三县在甘蔗产量上遥遥领先，牢牢地占据了排名的前三名。
二、湛江有关甘蔗制糖的历史：土糖寮和土法制糖
（一）湛江制糖业的有文字记载的历史非常悠久
我国有关甘蔗制糖的文字记载，最早出现在公元前2世纪屈原的《楚辞?招魂》和公元前2世纪司马相如的《汉书?礼乐志?郊祀歌》，两者都有“柘浆”的记述，柘浆者，取甘蔗汁以为饮也。晋朝葛洪的《西京杂记》有“南粤出产蜜”之说。至12世纪南宋王灼撰的《糖霜谱》和17世纪明朝宋应星的《天工开物》都全面系统地阐述了我国历史上的甘蔗制糖的方法和经验。而明李时珍的《本草纲目》中记载说得则最为清楚：“以蔗准过漳木槽取而分成清者，为蔗饧。凝结有沙者为沙糖，漆瓮造成如石如霜如冰者为石蜜、为糖霜、为冰糖。”
现代制糖包装流水线
湛江的甘蔗制糖业始于何时，史料并无明确记载。据《徐闻县志》记载说自明朝嘉靖朝以前已有土糖寮存在了。清康熙《海康县志》有种蔗制糖的记载。但较可信的是清道光《遂溪县志》卷10《物产》中所记载的：道光年以前遂溪县的糖品种已经相当丰富，所产“有五色片糖，白糖、冰糖、洋糖、赤砂糖”等，并且大量出口“通天津各省等处”，成为县邑一大产业。这就说明了湛江的甘蔗制糖业的至少应在明朝就不仅已经有了。而且发展得很蓬勃活跃，在那时明清时期，雷州府的土糖已具相当规模了！
（二）旧时制糖业：土糖寮
雷州半岛的土糖生产在机榨糖寮出现前，一直是使用“牛拉石辘榨蔗，锅灶熬糖，瓦器分蜜。”旧式土糖寮是由圆锥形之棚屋及熬糖屋两部份购成。整个结构可以说简陋不堪，由雷州传统的“草瓦茨墙”之茅草屋两间，一作伙房，一作熬糖屋（制糖房），茅草屋底部约五十尺，高约三十尺，内部以麻竹支撑，屋顶以茅草、稻草、或甘蔗叶等铺盖而成，是压榨甘蔗的地方。熬糖屋（制糖房）内排列孔明鼎，是煮糖的地方。一间糖寮一般用工五人，其中煮糖师傅一人，榨蔗一人，管牛一人，烧火一人，杂工一人。生产设备比较简单，主要装置有：1、转盘（由成块方石刻制成）；2、石辘（榨蔗主要设备，状如狮子鼓）；3、顶板（似门字形，木制）；4、制动杆（又称牛担、辗围、绞拱）；5、炉灶（长方形，泥砖砌成）；6、煮糖锅（三锅相连成品字形，后一字形排列）；7、滚糖板（竹制，方形）。另外，还有瓦缸等辅助用具。
关于这种土糖寮的关键部件的材质，宋应星《天工开物》卷上“甘嗜”记载的是木质辊轴,特别强调是用“巨轴”和“木用至坚重者”,以加强榨糖机对甘蔗的压榨力。而《广东新语》卷二十七《草语》也记载的广东的榨机是使用荔枝木制作的辊轴。但清代由地方官写作的《徐闻县实业调查概略》明确已经记载粤西的土糖寮榨糖机辊轴是石头制作的,说明早已实现改良。
土糖寮的生产一般是由工人削净甘蔗，捆扎成担放在石辘旁，一人放蔗入辘，一人赶牛带动榨辘转动，先拉动第一个辘，通过木齿带动第二个辘。石辘互相挤压，三次才挤干蔗汁。第三次挤压时，还要将辘向里再夹紧些，使蔗渣更干。蔗汁沿辘流下底座沟槽，通过竹筒流入大瓦缸沉淀。四十分钟要换牛一次，每次榨蔗糖四把，一昼夜换牛三十至三十五次。据《徐闻县志》中记载，糖寮是原始的糖蔗加工场所，设备简陋，以耕牛为动力，加工能力低（1间土糖寮日加工糖蔗约2500公斤，产糖仅150公斤）。民国22年（1933年）前，土糖寮制糖方法很简单。一般是先将榨出的蔗汁灌进大铁锅里煮熬，待成浆后加入适量石灰，然后装入“土漏”中，糖浆结晶后取出。此糖呈黑褐色，故称为土砂糖。民国22年后制糖的方法有所改进，能制赤砂糖和“砖糖”。
赤砂糖的制法：将蔗汁澄清后倒入每一口锅内（一般有三口锅，成品字形排列），以火煮熬，至蔗汁将要沸时，捞去泡沫及杂物，加入一二两石灰。待蔗汁呈黄色时移入第二口锅，让水份慢慢蒸发，然后把含糖量较高的蔗汁移入第三口锅，加入些花生油或芝麻油，煮成稀糊状后取出分三次注入“瓦漏”（瓦漏为圆锥体形，上大下小，高约1尺多，底尖端有小孔，用禾草塞住）里，静置至糖浆结晶后，则打开瓦漏底的小孔，让糖液慢慢流出，最后剩下纯晶体的糖，取出创碎。赤砂糖用蒲草席包装，分为大、小包，大包重77公斤，小包重58公斤。
砖糖的制法：按照制赤砂糖的煮熬方法把蔗汁煮至糊状后，取出倒入大铁盆中，用木棍频频搅动，至结晶后即倒入糖框中，用刀切成块状则为砖糖，每块重12两（旧称16两为一斤）。砖糖用干蔗叶包装在大竹箩里，每箩为50块。
这些旧式的土糖寮其实也有很多缺点和不足之处的，比如说首先设备过于简陋：糖寮设于茅草屋，亦有露天的，雨天不能开工，晴天亦饱受飞尘之困扰，使糖质差劣，色泽不鲜明。其次是人工控制，工艺如何，全凭煮糖师傅一人掌握，而煮糖师傅的功力高低不等，水平高的，所制的糖甚佳，水平低的，煮出的糖知识，又缺乏检验设备。煮糖时不管蔗汁含糖量多少，加入石灰量没有确定标准，仅凭个人经验。而且因炉灶构造不善，火力很难调节，糖液很易煮焦。加石灰后，沉淀未过滤完便倒掉，损失糖分亦不少。
（三）旧时雷州制糖业的资本运作方式
而经营糖业的资本，主要是停留在流通领域，从事土糖的贩运，或者是在金融领域向蔗农发放高利贷。由于甘蔗从种植到制糖历时较长，经济困难的蔗农往往要先向高利贷者借钱以应付各种支出。这种“借款”的利息是很高的，如三十年代徐闻的高利贷是：借大洋一百元，在收蔗后，除还本及付息十五元外，制糖的盈余，仍要与债主均分，不仅新植蔗如此，甚至延续到宿根蔗也是如此。当时蔗农受剥削之深，可见一斑！
另外从土糖寮的经营方式来看，从明清到近代的糖寮是和农民的种植业紧密结合在一起的，《广东新语》卷二十七《草语》中记载广东土糖业的经营方式是“榨时，上农一人一寮，中农五之，下农八之十之。”民国期间的调查表明，糖寮由蔗农按所出的牛或其它生产资料或劳动力进行组合，一间糖寮组合大约80-100亩的蔗地作为原料基地才能开榨,规模很小。而据我们在雷州半岛民间的调查得知：雷州半岛的土糖寮都是由蔗农合股经营，独资很少。没有糖寮的农户，托兄弟或亲友加工，由来料加工者负责加工费，产品归其本人。有些糖寮对来料加工采用分成的做法：一般为糖寮分四成，蔗农分六成，或糖寮分三成五，蔗农分六成五。清光绪年间，徐闻县平均一亩地可产糖三担多，成本需四、五千文钱，得利约六、七千文钱。可见这种土糖制糖法的效能是较低的。
三、明清时期的糖业发展和相关政策
（一）明清时期，雷州半岛糖业发展的第一个小高潮
据《徐闻县志》上所记载，早在明代以前雷州半岛的农村就已开办土糖寮，说明确认蔗糖为雷州半岛重要出口商品。从明末开始，雷州半岛政治日益稳定，特别是朝廷取消海禁后，各县励行屯垦，更积极奖励糖业，并由福建和海南引进蔗苗，改良制糖方法，蔗糖产量因之大增。而18世纪初年当时土糖的年产量已达10000吨，大部分是外销用途，土糖更一直是最重要输出品，虽然在往后因清代的固步自封而使糖业一度衰落。
在清朝康雍乾时期，广东的糖业得到进一步发展。康熙年间清政府在广东各地推行“征糖顶粮”政策，推动了广东的糖业生产，制糖业已经成为产蔗区农民一个重要致富来源，只宜种植稻谷的沙田，也被改种甘蔗，甘蔗的种植规模基本上是“蔗田与禾田略等”。这种情况，甚至引起了部分地方官员的不满，清雍正五年就曾有广西巡抚韩辅良对广东因种蔗和经济作物，导致从广西等地输入大米，甚为不满，认为“在广东本处之人，惟知贪财重利，将土地多种龙眼、甘蔗、烟草、青靛之属，以致民富而少米”，上疏要求禁止经济作物的大规模种植的事件发生。这说明雍正年间广东的糖业是相当快速的。
从清雍正年间开始，海安港就因雷州半岛糖业的兴隆而设立粤海关的分关，对外贸易乃渐形发达，当时除少部分由蔗主直接用船运往外地销售外，大部分运至海安街，潮州人和广府人纷纷前来开设九八行（即中介行、糖行），从事土糖输出。当时全雷州半岛几乎由海安街的日悦来、日维记、日协和、日源成、日庆丰、日悦记、日合成和日遂隆等八家大型的糖行或商栈代销，这些商行全为潮州人和广府人开设，收取手续费2%，糖栈收手续费百分之二，称“九八行”。这就是为什么现在徐闻人喜欢把做中介的称为“九八”的由来了，当时上等糖每包（20公斤）、售得银元6—7元，中等糖每包4—5元，下等糖2—3元。输出量丰年10多万包，一般年景7万多包，歉年4—5万包。
糖捐、糖税也是在这些盛产糖料的地方的糖业发展后才开始征收，并且成为产糖县的重要财政来源。以徐闻县为例，当时在这些糖的税赋方面管理是相当严格的，上等糖每包纳税银元四分八厘六毫八丝五忽，中等糖每包纳税银元三分一厘四毫一丝。徐闻县当时丰年制糖户约有二千多家，糖寮约六、七百间，输出糖十余万包；平年糖寮减半，输出糖七、八万包；歉年糖寮仅丰年三分之一，输出糖仅有四、五万包，海安港的糖厘成为雷廉总口税收的一项重要收入。据《雷州府志》和《海康县续志》记：两广总督张之洞曾下令拨海安糖厘充作雷阳书院的经费，这也是雷阳书院最主要的经费来源之一，而正是这项重要的经费，使得雷阳书院的办学得以继续下去，并沿袭成为今日的湛江师范学院，可以说没有海安港埠的糖厘就没有今天的湛江师范学院！此时期整个雷州府三县年输出糖约五十至六十万担，糖远销海口、香港、上海、烟台、天津、牛庄等埠。
1876年西印度群岛之甘蔗及法国之甜菜均告歉收，世界食糖供不应求，雷州半岛的糖料生产在高糖价刺激之下，产量大增。至清光绪年间，雷州半岛的土糖寮也逐渐扩张到1200间以上，据《徐闻县志》上记载：清光绪十六年（1890年）全县有土糖寮600多间，全年产糖5500多吨，创空前记录，糖业地位又见活跃，雷州的经济也因糖业的发展而蓬勃发展。其间虽然说也受外围和政策的一些影响，比如清光绪十年（1884），糖价跌进谷底，接着中法战争开战，糖价再次狂跌；光绪十二年（1886），朝廷又出台一系列农业“重税”，以致成本加重，但这都无法阻碍雷州糖业的发展。
17世纪中至19世纪80年代，我国的糖业生产能获得进一步发展，原因是多样的，但最重要的原因是欧洲市场对华糖需求的剧增。17世纪上半期，中国糖出口主要通过荷兰大量贩至欧洲市场，第二次鸦片战争后，国门洞开，资本主义势力纷纷入侵中国，从中国掠夺欧洲急需的食糖，致使中国糖出口剧增，极大地刺激了中国的糖业生产。虽然在1800年欧洲的俄国和德国开始建立甜菜糖厂，致力于甜菜糖的生产，此后欧洲大陆其它各国相继开始了甜菜糖的生产，但在19世纪80年代中期以前，欧洲大陆所需的糖主要来自其殖民地如古巴、爪哇等地，产量不是很稳定，对中国糖的需求一直在增加。后来资本主义加深入侵中国后，清政府被迫签订了一系列不平等条约，尤其在关税方面更利于帝国主义货物在中国的倾销，在土糖与洋糖的竞争中，土糖面前关税林立，各种转口税层层加码，商人不堪重负，面对这种负担，商人又部分地转稼于蔗农，造成了既不利于糖商也不利于蔗农的糖业生产和运销局面；相反，洋商在国内运销蔗糖，只须交一次税便可通行全国，中间环节的负担很少。政策对土糖生产与流通环节的抑制作用，极大地伤害了国内糖商与蔗农的利益，造成不少地方糖业生产者对糖业生产情绪的低落，以致蔗农因无利而出现毁蔗种别的作物的情况。
（二）雷州半岛清代时甚至到了“糖价与米价等”的地步
康熙以后至光绪初年，形成了粤西糖业商品生产基地，出现了自粤西的西南沿海连结成带的甘蔗种植区，即以茂名、高州、遂溪、徐闻、石城、合浦为主的糖业区。这些地方搭建了很多小糖寮，如雷州半岛的徐闻县和遂溪县，在康熙、乾隆年间成为重要的糖业出口县，此时的乡村糖业生产极为普遍，出现了专门将乡村所产糖收集后运出外省销售的商人。同治至光绪初年广东的糖业出口极盛一时，雷州半岛遂成为重要的糖业出口基地，种蔗榨糖成为民间普遍致富的现象，正是“甘蔗千畦百亩蕉，蕉多果市蔗多寮。一年衣食农耕裕，胜过洋船外国飘”。清嘉庆《雷州府志》上记载：糖名颇繁，不外乌、白两种。乌糖其行不远，白糖则货至苏州、天津等处。徐闻县多种蔗，产糖亦最多。当时徐闻甚至到了“糖价与米价等”的地步，可见其糖产之盛！
（三）“甜港”海安港和雷州半岛的糖业
雷州半岛自古以来盛产土糖，海安港又是土糖交易的主要场所，不仅其贵为雷廉总口和广东省五大港口之一，更因其当时专运糖品交易量大而有“甜港”之美誉。据有关史料记载，时海安港设有大型糖行十多间，每年二、三月份，各地的糖商聚集海安，进行土糖交易，可以说，清代时海安港的糖业专运是非常活跃的，有些专业船队的规模较大，据《徐闻县志》上记载：清光绪年间，海安港就有号称“船大王”的朱八（广东省高州府石城县安铺人，迁居海安），此人拥有100吨位以上的大机帆船多达10多艘专运糖货到天津、上海、牛庄、烟台各埠。但时由于糖利非常可观，糖料套现又极容易，于是海上有海盗专在海上劫运糖船只。朱八作为海安港的大船东，他组织海安各船队发起成立“义安堂”，高薪聘请拳师和海安营退役兵勇在船上护航，还组织沿海船只边捕海贼边运货，从此朱八爷这个威名远扬！所以从清光绪年间到民国时期甚至解放初期的一段时间里，在海安街和徐闻如提起见义勇为的“朱八爷”，几乎是无人不晓，朱八就是一个专门运输糖货的大船主！民国初年，海安港至香港就已经有了客轮往来营运，船员和船公司也经常在客轮上放运糖货，后来徐闻匪患连绵，人口四散流亡而停止通航，港口败废！
四、民国时期的糖业发展和相关政策
第一次世界大战时，列强争夺霸权，欧洲甜菜糖税减，对华倾销减少，中国土糖得以复苏，但战后又重新衰落。二十年代，雷州仍以徐闻糖业最盛，当时徐闻中区种植甘蔗占“十分之七，纵横三十余里”。加之当时的徐闻森林密布、土地肥沃、雨量充沛，种出的甘蔗含糖量非常高，蔗身又高大丰盈，出汁量大，远近闻名。当时徐闻丰年仍输出二十多万担，一般年景十多万担。其产砂糖远销琼州、香港、上海、烟台、天津等埠。遂溪次之，糖寮集中于三区，有67间，一区和八区各50间，四区30—40间。吴川的糖寮较少，以四区居多，三区次之。糖价以吴川较高，砂糖担价18元，片糖11元；遂溪片糖担价只7元。遂溪所产的片糖多用木箱装运至港澳、江门等外埠；蒲包装的卖到梅菉、安铺、广州湾；本地销售的一般用竹箩装，每箩重约150斤。民国初年，湛江地区的糖主销广州、上海、香港、江门、琼州、北海。较大集散地是安铺，全年运销片糖一万公斤，白糖一万五千公斤。梅菉次之，年运销片糖也近一万公斤。而以前雷州地区最大的糖业转运港和广东省五大港口之一的海安港因为匪乱受严重影响！主产区遂溪、徐闻均有片糖约七十五万公斤销往外地。当时经营糖类生产较著名的商行有：廉江城的裕昌行、安铺的盛昌行，海康县乌石的义益行，徐闻城的何裕兴行、陈大源行等。
上世纪的二十年代末至三十年代初，由于徐闻县受土匪为害，村庄败废、民不聊生！其产糖从民国初年的120多万包，价值近200万元骤然降至三十年代的26—27万包，价值15万元以下。从此，徐闻由于种种原因正式退出了长期以来糖业的江湖霸主和龙头老大的地位。而遂溪则于此时跃居南路各县之首，产糖值140万元以上。
1932年，已经牢牢掌握了广东军、政、经济大权的陈济棠向西南政务委员会抛出了他的《广东省三年施政计划》，省政府主席林云陔则向陈济棠推荐了熟悉糖业生产的农业经济专家、私立岭南大学农学院教授冯锐，冯锐起草了《复兴广东糖业三年计划》。陈济棠接受了冯锐的建议，大力发展蔗糖业，并委任冯为农林局局长，将广东全省分为广州、惠阳、潮汕、徐闻、琼崖5个蔗糖区，各划定若干耕地改种高产的渣华蔗种，在一年内就建成了顺德、番禺、东莞、惠阳、揭阳等日榨量为1500吨的7个制糖厂和附设的酒精厂，称为税收的重要财源，应该说在民国时期，在陈济棠主政广东时冯锐教授领导的农林部门在改良甘蔗品种、改善栽培法、兴建灌溉设施、扩大蔗园面积、改良制糖方法一系列方面取得了革命性的成果。其中1933年，陈济棠还从美国购来拖拉机在雷州半岛南麓的徐闻县下桥乡那里村附近垦荒办农场，用机器抽水种甘蔗，准备在那里建厂榨蔗糖的。但后来陈济棠调任国民政府农林部长后，农场由李汉魂派兵接办。抗日战争爆发，广州、琼岛相继沦陷，李汉魂军部与广东省府北迁韶关，农场如断线纸鹞，无人再管，从此丢荒。而冯锐教授所出台的一系列措施和政策也由于种种原因全部中断。民国时期的雷州半岛制糖除了糖生产的主用途外，也开始了其他用途，如民国26年（1937年）《农声》刊物第209期《徐闻县之糖业》一文中记载：“徐闻人用糖漏收糖，漏内糖液徐徐流下，土人称此糖为'糖仔’，每漏可得'糖仔’约1.5公斤，用为蒸酒之用”，这说明糖业制酒从民国初期已开始流行。
1935年，现湛江市属五县共有糖寮近两千间，遂溪县最多，有1500间，年产糖25万担。主要分布于四区（城月，仅城里乡有数十间糖寮，每户年收入100多担糖）、九区和三区。徐闻县有糖寮300多间，年产糖9万担，主要分布于一区（糖寮占全县一半，产糖5万多担）、五区和六区（各有糖寮30—50间，产糖1.1至1.5万担）。到抗战前夕，徐闻县仍有200多间糖寮，年产片糖、砂糖2.7万担，所产砖糖均用大竹笠包装，内有蔗壳将糖隔开，防止损坏。每“笠”装有五百块，两“笠”（一千块）称一贡糖。交易时一般以贡为单位计价，故装时要准确。砂糖用蒲包装，分大、小包，大包毛重154斤，小包毛重116斤。民国23年后，徐闻匪乱平息，复办糖寮301间，全年产糖4520吨。
1940年,遂溪县产黄糖27万担，担价170元，总值4590万元；吴川县产黄糖1080担，担价112元，价值约12.1万元。这表明价格比战前已急剧上涨。1943年，广州湾沦入日军之手，农村瘟疫流行，白蚁为害，破产者甚众，土糖生产进入衰落期。抗战胜利后，土糖生产一度起色，1946—1947年榨季，湛江市辖五县及郊区共产土糖48万多担，有糖寮1240多间。其中遂溪县占居首位，产糖近39万担，有糖寮290多间，但规模小，平均日产糖仅2担多。徐闻县次之，产糖共4.4万多担，糖寮虽然最多达800多间，但规模很小。海康县仅有糖寮36间，规模较大，平均日产糖7担，产糖量接近徐闻县的一半。海康、廉江、吴川等县的土糖产量少，主要供本地消费；遂溪县、徐闻县和郊区土糖的产量较多，大量运往外埠。
五、建国后的发展和变化（1949年以后）
建国初期，人民政府采取措施扶持农民种蔗，稳定糖价，粮糖比价趋于合理，因此在湛江经济发展之初期，糖业促进湛江农村的繁荣，也带动工业的发展，是湛江经济的火车头。一担中等片糖与一担中等白米的比价，1949年是1：1，1950年提高到1.82：1，1951年又提高到2.32：1。较高的糖价，使蔗糖生产恢复很快。1950—1951年榨季，全市五县及郊区有糖寮882间，产糖16.35万担，1951—1952年榨季上升到45.51万担。1952—1953年榨季糖寮增加到1394间，产糖56.28万担，达历史最高水平。1954年仍有土糖寮1442间，糖产量29.22万担，与1953年相比，开始呈下降趋势。这一时期的分布特点是：产量、糖寮规模均以徐闻县最大，1950—1951年榨季该县产9.82万担，占全市总产量的60%以上，土糖牵头443间，占全市总数50%。1952—1953年榨季产糖36.52万担，占全市总产量的65%，土糖寮614间，占全市总数的44%，重新夺回糖业的头把交椅。当年有糖寮585间，占全市总数的44%。从业为数5500多人，占全市糖寮从业人数的56%。但产值、产量仍以徐闻县最大，当年徐闻土糖产值255万元，占全市土糖总值的45%，产量13.28万担，占全市总产糖量的45%。但从1954年开始，由于徐闻山被国家逐渐开垦大面积以种植天然橡胶为主,据《徐闻县志》上记载：徐闻县1952年有土糖寮所产的原糖为10014吨，1953年土糖寮所产的原糖为11726吨，1954年由于大面积开垦后国家指导徐闻地以种植天然橡胶为主，其土糖寮所产的原糖就下降至只有4599吨。于是，遂溪县糖寮和甘蔗种植的发展又超过徐闻县，重登盟主宝座。
1954年,广东省开始实行食糖分区、分季、分月、定点、定量、凭证供应办法。1955年，又实行对各种土糖除蔗农按规定配给量留糖自食外，全部由省糖业公司（烟糖公司）及其委托的合作社收购的办法。由于实行统购统销政策，个别糖类价格升高（如徐闻上等砖糖的收购价从1954年的每担12.2元上升到1965年的18.18元），但其它主要种类的土糖出厂价不断降低，如1953年每吨红糖出厂价是554元，1964年调低至520元，销售价格（仍似徐闻为例）从五十年代至八十年代初仍是每吨720元，使土糖价格剪刀差不断扩大，对生产发展不利。1956年后,随着机糖厂不断兴建，土糖生产日益降居次要地位，是年全市产土糖3109吨，占食糖总产27.4%，所占比例第一次低于机糖。农业合作化后，土糖寮逐渐由个体经营改为集体所有。在榨季生产中，优先安排满足机糖生产，只准在交通不便、零星分散的蔗区开设土糖寮。
六、粤西第一家现代化大型机械化制糖厂的诞生及现代机械化制糖业的快速发展
1875年英商怡和洋行在香港建立了第一家精炼糖加工厂——中华火车糖局，规模很大，1878年改组为股份有限公司。主要从福建、广东、台湾收购蔗糖原料或已制的粗糖，再加工精炼。此后接连建立了几个精炼糖加工厂，并于1880年在汕头设立分厂，加工制糖。孙毓棠主编：《中国近代工业史资料》第1辑中记载:广东沿海的粗制土糖，或通过出口途径，或直接走私运往香港，加工成精糖后再返回内地销售，冲击内地的糖业生产。而雷州半岛地区的土糖寮、土糖房、小作坊式的制糖还遍布城乡民间，土糖的产量及质量都很低下。与传统的土糖寮比较，机械制糖业有很多优势，两者的差别就象古代的活字雕版和现代的高速轮转印刷机。
粤西地区最早的机械制糖业为1947年，当时在湛江市郊的志满已有人用小型半自动机械生产蔗糖，但规模不大，难成气候。如果说用大型的机械来产糖，应首推1951年初由华侨在徐闻县城南门塘南坡建成的侨资华南糖厂。但说起这起湛江的现代化制糖业的发展史历程有点不可思议，竟是源自五十多年前几位美加籍华侨在蛮荒的雷州半岛的热血创业之壮举：
据《徐闻县志》上记载；“华南糖厂1951年由美加籍华侨梁国新、杜启冲、张治安、蔡启文等八人共同出资创建。”当时在一位姓陈的居住在香港的徐闻籍南洋华侨的引荐下，梁国新、张治安1947年5月就到雷州半岛地区实地考察了一番。回到香港以后，经过分析，梁国新等人都认为雷州半岛地区气候条件适宜、土地平坦，发展种植甘蔗的潜力很大，是发展机械制糖业的好地方。经过筹划，梁国新、张治安、杜启冲等八人通过这位徐闻籍南洋华侨出面，经其在徐闻的亲友的帮助下于1948年中购进了徐闻县城南门塘--豆仔园—北门的一块当时面积约为43000平方米的地皮，筹备兴建一家机械制糖厂。解决场地问题后，梁国新他们一方面在香港和海外筹集资金，另外一方面亲赴欧洲各国考察并邀请西方技术人员来香港培训，使他们学会使用这些当时世界上最先进的制糖机械，经过经过反复试验调试和近一年多的准备和筹措，他们在欧洲购回一批机器运到香港。但由于这时大陆正陷入内战，解放战争已进行得如火如茶，在兵荒马乱之下，再加之路途遥远，几乎没有任何船公司和运输队愿意把这些设备运送到大陆最南端的这片南荒之地！梁国新、杜启冲他们无奈只有在香港持观望态度，张治安、蔡启文等人则在徐闻留守等待。直到1950年，雷州半岛解放，这批设备才从香港经水路发回到广州。1950年中，梁国新和杜启冲等人立即带上简单的行李，从广州出发到雷州半岛的徐闻，开始了在雷州半岛建立机械制糖加工厂的艰巨过程。当时，从广州到徐闻，路途迢迢，山道崎岖；首先要将物资、制糖设备和仪器运抵目的地，有的机械设备重达几吨，思之令人气馁。于是梁国新和杜启冲等人分工协作，你负责押车，我负责组织民工，他负责组织运输队，去负责后勤保障……大半个月的时间，不分昼夜，忍饥挨饿，个个人都累得两眼发红，声音嘶哑……虽然艰苦，但坚强的品格意志和坚定的创业信念始终支撑着他们，终于几经辗转把所有的设备运到了徐闻。但他们刚历尽艰辛抵达徐闻的厂址时，新问题又出来了，设备往哪里摆呀？得建厂房，还要供水、供电。那时在穷乡僻壤的徐闻地，可谓是什么都短缺！于是梁国新和杜启冲、张治安、蔡启文等人再来一次分工负责：你去雇用人工建造工厂厂房，我负责到安装发电机，他负责安装和调试机械……经过奋战和多次调试、重新示范，数月后，制糖厂的厂房和设备安装终于宣告完成。几经周折，到1951年5月在一切筹备就绪后，这家当时颇为大型的机器制糖厂终于开始批量生产，股东为梁国新、杜启冲、张治安、蔡启文等八位华侨工商业者，并把糖厂命名为华南糖厂，初时工人200多人，日榨糖能力为100吨，设有切蔗、压榨、煮糖等车间（据徐闻县志上的记载）。那时华南糖厂的生产设备有高耸入云的烟囱和巨大的榨蔗机——令很多徐闻本地人感到惊奇！当时的华南糖厂开榨，当地农民采收甘蔗后削去蔗屑接着捆绑成捆，然后把一捆捆的甘蔗用牛车装车载送回位于徐闻县城南门的制糖工场进行机械加工：甘蔗先经平整蔗刀整平、切断蔗刀斩切，再经撕裂机将甘蔗撕裂。甘蔗的糖分存置于“蔗髓”内，因此撕裂机只是依甘蔗的纤维方向撕裂，而不希望在撕裂的过程中将“蔗髓”打破，以免造成蔗汁的流失。接着就是送进压榨机压榨，压榨机有四重，第一重压榨机榨出来的汁叫做“原汁”，为确使“蔗渣”里的糖分能全被压榨出来，因此必须经过四重压榨机的重重压榨。而压榨室的主要产品是“蔗汁”，经过四重压榨机榨出来的甘蔗汁先送到三至四重的“加热器”，再经“加灰槽”和“沉淀槽”，目的是藉助石灰让甘蔗汁里的杂质沉淀，最后呈规则的糖粉和糖块从煮糖机中流水线式源源不断的出来……比传统工艺的土糖寮不知要高效和便捷多少倍，这些机械化生产甘蔗蔗糖的情景当时直看得徐闻当地的农民和官员及外地来的参观者皆目瞪口呆！
初战告捷，梁国新等人继续加大投入和不断到欧洲和香港引进设备，1953年，华南糖厂开始使用真空蛇管洁晶罐、多效真空蒸发罐、真空泵、助晶箱、分蜜机、水管锅炉、蒸汽机、固定式硫磺炉、开口加热管、浮子式开口沉降器、布袋过滤器、发灰池等当时比较先进的机械和设备进行制糖生产，其工艺技术指标在国内处于领先地位，产品质量远优于当时其他地方的蔗糖生产标准。
湛江地区从六十年代中开始，用半机械化的两辘或三辘小榨机逐渐代替了原始的石辘榨蔗。当初小机寮用的是潮州产两辘小榨机，出汁率60%以上（牛寮仅40%—50%）。后改用顺德产的三辘小榨机，出汁率提高至72%—73%。牵引小榨机的动力开始是用双缸20马力柴油机，每天压榨甘蔗15吨，后来发展牵引两台小榨机，日榨量提高一倍，达30吨，比牛寮日榨2—2.5吨提高十多倍。六十年代后期，又使用十四千瓦电动机，自此土糖生产基本淘汰了牛拉石辘式的原始生产，实现了半机械化。由于有了华南糖厂成功生产和经营的大型机械生产蔗糖制糖业的经验，从60年代开始，湛江和其他粤西地区的县市的大型机械制糖业也在国家计划经济的统筹兼顾下飞速发展，到了上世纪90年代初期的鼎盛时期，制糖业为湛江市最重要经济支柱之一，建成甘蔗种植面积230多万亩以上的甘蔗生产基地，总产甘蔗1000万吨以上。仅湛江市就已拥有华建、前山、下桥、迈陈、龙塘、大水桥、龙门、雷高、唐家、纪家、客路、雷城、北和、下市桥、调丰、广丰、新桥、城月、建国、洋青一、洋青二、北坡、河头、安铺、廉江、雅塘、梅奈、湛江、赤坎、麻章、硇洲、东海、甘村等大型糖业加工厂共34间，在职干部职工39128人，日压榨甘蔗能力达到9.08万吨。这其中遂溪县甘蔗种植面积有60多万亩，年总产300万吨，能产糖30万吨左右，居全国各县第一。当时全湛江的食糖生产量一度约占全国四分之一，成为全国四大食糖生产基地之一，是当之无愧的中国“蜜罐”！
七、柳暗花明：新时期调整和重组后的湛江糖业生机勃勃
地处热带北缘的湛江市是我国最大的地级市制糖基地。在湛江的现代糖业发展史上，湛江糖业曾经历过两次比较大的波折，一次是20世纪60年代初期，一次是20世纪的90年代中后期。令人印象最为深刻的是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的糖业滑坡：1996年湛江的制糖企业达34家，且清一色国字号。但到1999年时，全行业负债63亿元，累计亏损30亿元。面对这场空前的危机，糖业积极面对，与时俱进，采取措施，创新制度，适应形式，适应市场，适应糖业，建立了富有活力的相应机制：
首先，将国营的甘蔗糖厂转制成民营的甘蔗糖厂。全市先后关、停、并、转12家或规模较小、或建厂较久、或负债较大的甘蔗糖厂，使全市甘蔗糖厂由原有的34家减少为22家，生产能力由9.4万吨/日减少为7万吨/日，从而确保甘蔗糖厂能够拥有充足的蔗源。同时，对保留的甘蔗糖厂进行全面、彻底的机制转换，即由国营的转变为民营的，从面使食糖生产的责、权、利得以统一，给甘蔗糖厂注入了活力。
其次，最关键的一步是1999年湛江在全国进行“三放开”的大胆尝试：一是蔗区放开，政府不再划分蔗区，允许甘蔗自由流动，农民可以自主选择销售对象。二是蔗价放开，蔗价与糖价联动，政府不再指定甘蔗收购价。糖厂收购甘蔗明码标价，现金收蔗。三是经营方式放开，政府不再干预糖厂的生产经营活动。
第三，推行产业化经营模式。在糖业生产中，大多数甘蔗糖厂均采用“公司+基地+农户”的产业化经营模式，特别是农垦部门的甘蔗糖厂做得更好，如大华糖厂的经验就得到省和国家的肯定，在全国蔗区推广。这一模式的推行，使糖厂与蔗农形成利益共享、风险同担的共同体，使食糖生产和食糖市场形成双向循环的产业圈，从而强化了食糖生产的市场适应性、竞争性。
经过一系列的低谷和阵痛，湛江的糖业已圆满完成结构调整和产权改制，步入良性发展轨道。目前，湛江正着手制订糖业发展总体规划，科技兴糖，集约经营，继续做大做强制糖产业，重拾湛江全国最重要的产糖基地的辉煌。
（二）中国是世界上第三大产糖大国，甘蔗种植面积从1949年160万亩发展到1998年2000万亩；甘蔗总产从1949年264.2万吨发展到1998年的8343.8万吨，至1998～1999年，全国蔗糖总产达到770.1万吨，占全国食糖总量的86.2%。
（三）湛江是我国最大的蔗糖生产基地之一，目前与广西、云南三足鼎立于中国糖市。而且种蔗和糖料加工的历史相当悠久，据《徐闻县志》上记载，明代以前雷州半岛就已经有了用土糖寮加工甘蔗生产食糖。2006跨2007年榨季，湛江地区甘蔗总产1101万吨，蔗糖总产109万吨，分别比历史上最高的1992跨1993年榨季的1013万吨和105万吨增长8.7%和3.8%，再创历史新高，在我国糖业生产上的地位不可动摇,湛江食糖更因远销国内、外而闻名于世！
（四）在湛江糖业发展史上，湛江糖业曾经历过两次比较大的波折，一次是20世纪60年代初期，一次是90年代中期，其中90年代中后期的这次令我们所有人都印象深刻：随着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变，湛江糖业曾暂时陷入严重困境，很多糖厂倒闭，工人下岗……人们似乎不大兴趣谈甘蔗糖业，甚至在制定新的工业发展计划时也不把甘蔗糖业列入其中，更有甚的是，曾有人主张不要甘蔗糖业。然而，无情的事实是，甘蔗糖业不但没有消亡，而且走出了低谷，呈现新的辉煌。
要知道，糖业生产历来在湛江的国民经济中举足轻重，关系到全市2万多产业工人和雷州半岛300多万蔗农的民生，是地方的主要税源和广大农民主要的经济来源。下面就让我们一起来探讨一下这项“甜蜜事业”在湛江自古以来的发展历程：
一、雷州半岛和甘蔗：自古以来皆蔗田碧萋萋
（一）岭南甘蔗及雷州半岛
甘蔗是禾本科甘蔗属（SaccharumL）,据史料记载，甘蔗原产于印度，广泛种植于热带及亚热带地区。
目前甘蔗种植面积最大的国家是巴西，其次是印度，中国位居第三，蔗区主要分布在广东、台湾、广西、福建、四川、云南、贵州等省区。甘蔗大规模栽培在华南地区的文字记载最早的是公元一世纪的《神异经》载：“南方荒内，有甘之林”。甘蔗的甘甜可口，古往今来被人们广为称道，就连那些清高儒雅的文人墨客们对其也情有独钟。而甘蔗的笔直风雅，自古文人皆赞之，如唐代诗人王维在《樱桃诗》中写道：“饮食不须愁内热，大官还有蔗浆寒。”而大医学家李时珍对甘蔗则别有一番见解，他说：“凡蔗榕浆饮固佳，又不若咀嚼之味永也”，将食用甘蔗的微妙之外表述得淋漓尽致。
雷州半岛地区夏秋高温多雨，光照强，而冬季干燥，昼夜温差大，十分适宜甘蔗生长和糖分积累，且半岛的土地为玄武岩台地，地势平坦，土壤类型主要有砖红壤、赤土田。砖红壤是由玄武岩风化发育而成，土层深厚，水分和土壤条件较优越，而且土地较多，增产潜力大，所以自古以来就建立了较好的制糖工业基础，加上有效生长期长，提高甘蔗单产和含糖率的条件比国内其它地区优越：其甘蔗产量平均亩产3.6吨以上，高于全国的水平，含糖率14%，也高于全国。至于甘蔗的品种，据《广东新语》中记，在公元6世纪以后，出现了两个甘蔗品种，一种是蔗茎比较粗壮的热带种，在古代文献中被称为“昆仑蔗”；另一种是蔗茎比较细的中国种，文献称为“荻蔗”“竹蔗”。但在后来，“昆仑蔗”演变为食用果蔗，“竹蔗”在中国几乎是唯一的榨糖用品种。本来前者茎条粗大，糖份也高一些，作榨糖用出糖率会更高，而用“竹蔗”榨糖的出糖率会低一些。新植的甘蔗采用栽种甘蔗苗繁殖，栽种后不久即生根，长出许多嫩芽，形成丛状，收割时仅收割甘蔗茎，将根仍留在土壤内，即宿根，来年，宿根重新分枝生茎。以雷州半岛专门种蔗的农民的话来说，甘蔗的栽植有所谓的“春植”、“秋植”和“宿根”三种。“春植”顾名思义是春天栽种的甘蔗，来年就可采收；第一次采收后的甘蔗根部留置在土壤内，让其发芽生长谓之“宿根”，它相当于“春植”，一年后就可采收；至于“秋植”，则是七月到十月这段时间种的甘蔗，当年不能采收，必须拖个一年半左右吧。旧时采收甘蔗满辛苦，全是人工采收后，还要“揽蔗根仔”（即清除不需的蔗叶、泥土、根部的须须等），接着捆绑，然后用牛车运送到村旁的装晒场过秤，过完秤后再运到土糖寮运压榨。
（二）从古交州盛产蔗制石蜜到广东三大糖蔗产区：自古以来皆蔗田碧萋萋
至于甘蔗及制糖之法何时引进雷州种植，确切的时间已不可考！众说纷纭，现只能依文献史料及各朝代的社会背景来推敲：最早的是东汉杨孚的《异物志》便记载交趾（即交州，包括粤西雷州半岛一带）产蔗制石蜜，这是最早的文献记录。近代的我们从保存在湛江博物馆内乾隆年间的《麻章墟重建北帝庙碑志》上的记载，湛江市麻章墟于乾隆四十六年（1781）开始建造北帝庙，至乾隆五十五年（1790）建成的情况，内中主要记载了建庙资金收支情况，其中可看到收取糖商的秤捐是重要的捐献来源，几乎占了建庙资金的三分之一强，由此可以推断出至少在乾隆年间，湛江地区已经成为一个重要的甘蔗种植基地与糖业商品集散基地。而就现代的就近几十年来说，更是优势明显。如广东省的有关资料记载，单在1987年湛江种植甘蔗146.86万亩，占全省甘蔗面积31.2%；产蔗499.01万吨，占全省总产量的31.2%，在全省三大蔗区中面积和产量、产值均占第一位。另据《广东省志》上所记载，从上世纪60、70年开始，全省大体可以划分为三大蔗区，即雷州半岛、珠江三角洲和潮汕平原；番禺、中山、斗门、顺德、东莞、新会、台山、阳江、阳春、遂溪、海康、徐闻等12县市甘蔗种植面积占全省的一半以上，而在这12县市中雷州半岛就有三个县（遂溪、海康、徐闻），而且这三县在甘蔗产量上遥遥领先，牢牢地占据了排名的前三名。
二、湛江有关甘蔗制糖的历史：土糖寮和土法制糖
（一）湛江制糖业的有文字记载的历史非常悠久
我国有关甘蔗制糖的文字记载，最早出现在公元前2世纪屈原的《楚辞?招魂》和公元前2世纪司马相如的《汉书?礼乐志?郊祀歌》，两者都有“柘浆”的记述，柘浆者，取甘蔗汁以为饮也。晋朝葛洪的《西京杂记》有“南粤出产蜜”之说。至12世纪南宋王灼撰的《糖霜谱》和17世纪明朝宋应星的《天工开物》都全面系统地阐述了我国历史上的甘蔗制糖的方法和经验。而明李时珍的《本草纲目》中记载说得则最为清楚：“以蔗准过漳木槽取而分成清者，为蔗饧。凝结有沙者为沙糖，漆瓮造成如石如霜如冰者为石蜜、为糖霜、为冰糖。”
现代制糖包装流水线
湛江的甘蔗制糖业始于何时，史料并无明确记载。据《徐闻县志》记载说自明朝嘉靖朝以前已有土糖寮存在了。清康熙《海康县志》有种蔗制糖的记载。但较可信的是清道光《遂溪县志》卷10《物产》中所记载的：道光年以前遂溪县的糖品种已经相当丰富，所产“有五色片糖，白糖、冰糖、洋糖、赤砂糖”等，并且大量出口“通天津各省等处”，成为县邑一大产业。这就说明了湛江的甘蔗制糖业的至少应在明朝就不仅已经有了。而且发展得很蓬勃活跃，在那时明清时期，雷州府的土糖已具相当规模了！
（二）旧时制糖业：土糖寮
雷州半岛的土糖生产在机榨糖寮出现前，一直是使用“牛拉石辘榨蔗，锅灶熬糖，瓦器分蜜。”旧式土糖寮是由圆锥形之棚屋及熬糖屋两部份购成。整个结构可以说简陋不堪，由雷州传统的“草瓦茨墙”之茅草屋两间，一作伙房，一作熬糖屋（制糖房），茅草屋底部约五十尺，高约三十尺，内部以麻竹支撑，屋顶以茅草、稻草、或甘蔗叶等铺盖而成，是压榨甘蔗的地方。熬糖屋（制糖房）内排列孔明鼎，是煮糖的地方。一间糖寮一般用工五人，其中煮糖师傅一人，榨蔗一人，管牛一人，烧火一人，杂工一人。生产设备比较简单，主要装置有：1、转盘（由成块方石刻制成）；2、石辘（榨蔗主要设备，状如狮子鼓）；3、顶板（似门字形，木制）；4、制动杆（又称牛担、辗围、绞拱）；5、炉灶（长方形，泥砖砌成）；6、煮糖锅（三锅相连成品字形，后一字形排列）；7、滚糖板（竹制，方形）。另外，还有瓦缸等辅助用具。
关于这种土糖寮的关键部件的材质，宋应星《天工开物》卷上“甘嗜”记载的是木质辊轴,特别强调是用“巨轴”和“木用至坚重者”,以加强榨糖机对甘蔗的压榨力。而《广东新语》卷二十七《草语》也记载的广东的榨机是使用荔枝木制作的辊轴。但清代由地方官写作的《徐闻县实业调查概略》明确已经记载粤西的土糖寮榨糖机辊轴是石头制作的,说明早已实现改良。
土糖寮的生产一般是由工人削净甘蔗，捆扎成担放在石辘旁，一人放蔗入辘，一人赶牛带动榨辘转动，先拉动第一个辘，通过木齿带动第二个辘。石辘互相挤压，三次才挤干蔗汁。第三次挤压时，还要将辘向里再夹紧些，使蔗渣更干。蔗汁沿辘流下底座沟槽，通过竹筒流入大瓦缸沉淀。四十分钟要换牛一次，每次榨蔗糖四把，一昼夜换牛三十至三十五次。据《徐闻县志》中记载，糖寮是原始的糖蔗加工场所，设备简陋，以耕牛为动力，加工能力低（1间土糖寮日加工糖蔗约2500公斤，产糖仅150公斤）。民国22年（1933年）前，土糖寮制糖方法很简单。一般是先将榨出的蔗汁灌进大铁锅里煮熬，待成浆后加入适量石灰，然后装入“土漏”中，糖浆结晶后取出。此糖呈黑褐色，故称为土砂糖。民国22年后制糖的方法有所改进，能制赤砂糖和“砖糖”。
赤砂糖的制法：将蔗汁澄清后倒入每一口锅内（一般有三口锅，成品字形排列），以火煮熬，至蔗汁将要沸时，捞去泡沫及杂物，加入一二两石灰。待蔗汁呈黄色时移入第二口锅，让水份慢慢蒸发，然后把含糖量较高的蔗汁移入第三口锅，加入些花生油或芝麻油，煮成稀糊状后取出分三次注入“瓦漏”（瓦漏为圆锥体形，上大下小，高约1尺多，底尖端有小孔，用禾草塞住）里，静置至糖浆结晶后，则打开瓦漏底的小孔，让糖液慢慢流出，最后剩下纯晶体的糖，取出创碎。赤砂糖用蒲草席包装，分为大、小包，大包重77公斤，小包重58公斤。
砖糖的制法：按照制赤砂糖的煮熬方法把蔗汁煮至糊状后，取出倒入大铁盆中，用木棍频频搅动，至结晶后即倒入糖框中，用刀切成块状则为砖糖，每块重12两（旧称16两为一斤）。砖糖用干蔗叶包装在大竹箩里，每箩为50块。
这些旧式的土糖寮其实也有很多缺点和不足之处的，比如说首先设备过于简陋：糖寮设于茅草屋，亦有露天的，雨天不能开工，晴天亦饱受飞尘之困扰，使糖质差劣，色泽不鲜明。其次是人工控制，工艺如何，全凭煮糖师傅一人掌握，而煮糖师傅的功力高低不等，水平高的，所制的糖甚佳，水平低的，煮出的糖知识，又缺乏检验设备。煮糖时不管蔗汁含糖量多少，加入石灰量没有确定标准，仅凭个人经验。而且因炉灶构造不善，火力很难调节，糖液很易煮焦。加石灰后，沉淀未过滤完便倒掉，损失糖分亦不少。
（三）旧时雷州制糖业的资本运作方式
而经营糖业的资本，主要是停留在流通领域，从事土糖的贩运，或者是在金融领域向蔗农发放高利贷。由于甘蔗从种植到制糖历时较长，经济困难的蔗农往往要先向高利贷者借钱以应付各种支出。这种“借款”的利息是很高的，如三十年代徐闻的高利贷是：借大洋一百元，在收蔗后，除还本及付息十五元外，制糖的盈余，仍要与债主均分，不仅新植蔗如此，甚至延续到宿根蔗也是如此。当时蔗农受剥削之深，可见一斑！
另外从土糖寮的经营方式来看，从明清到近代的糖寮是和农民的种植业紧密结合在一起的，《广东新语》卷二十七《草语》中记载广东土糖业的经营方式是“榨时，上农一人一寮，中农五之，下农八之十之。”民国期间的调查表明，糖寮由蔗农按所出的牛或其它生产资料或劳动力进行组合，一间糖寮组合大约80-100亩的蔗地作为原料基地才能开榨,规模很小。而据我们在雷州半岛民间的调查得知：雷州半岛的土糖寮都是由蔗农合股经营，独资很少。没有糖寮的农户，托兄弟或亲友加工，由来料加工者负责加工费，产品归其本人。有些糖寮对来料加工采用分成的做法：一般为糖寮分四成，蔗农分六成，或糖寮分三成五，蔗农分六成五。清光绪年间，徐闻县平均一亩地可产糖三担多，成本需四、五千文钱，得利约六、七千文钱。可见这种土糖制糖法的效能是较低的。
三、明清时期的糖业发展和相关政策
（一）明清时期，雷州半岛糖业发展的第一个小高潮
据《徐闻县志》上所记载，早在明代以前雷州半岛的农村就已开办土糖寮，说明确认蔗糖为雷州半岛重要出口商品。从明末开始，雷州半岛政治日益稳定，特别是朝廷取消海禁后，各县励行屯垦，更积极奖励糖业，并由福建和海南引进蔗苗，改良制糖方法，蔗糖产量因之大增。而18世纪初年当时土糖的年产量已达10000吨，大部分是外销用途，土糖更一直是最重要输出品，虽然在往后因清代的固步自封而使糖业一度衰落。
在清朝康雍乾时期，广东的糖业得到进一步发展。康熙年间清政府在广东各地推行“征糖顶粮”政策，推动了广东的糖业生产，制糖业已经成为产蔗区农民一个重要致富来源，只宜种植稻谷的沙田，也被改种甘蔗，甘蔗的种植规模基本上是“蔗田与禾田略等”。这种情况，甚至引起了部分地方官员的不满，清雍正五年就曾有广西巡抚韩辅良对广东因种蔗和经济作物，导致从广西等地输入大米，甚为不满，认为“在广东本处之人，惟知贪财重利，将土地多种龙眼、甘蔗、烟草、青靛之属，以致民富而少米”，上疏要求禁止经济作物的大规模种植的事件发生。这说明雍正年间广东的糖业是相当快速的。
从清雍正年间开始，海安港就因雷州半岛糖业的兴隆而设立粤海关的分关，对外贸易乃渐形发达，当时除少部分由蔗主直接用船运往外地销售外，大部分运至海安街，潮州人和广府人纷纷前来开设九八行（即中介行、糖行），从事土糖输出。当时全雷州半岛几乎由海安街的日悦来、日维记、日协和、日源成、日庆丰、日悦记、日合成和日遂隆等八家大型的糖行或商栈代销，这些商行全为潮州人和广府人开设，收取手续费2%，糖栈收手续费百分之二，称“九八行”。这就是为什么现在徐闻人喜欢把做中介的称为“九八”的由来了，当时上等糖每包（20公斤）、售得银元6—7元，中等糖每包4—5元，下等糖2—3元。输出量丰年10多万包，一般年景7万多包，歉年4—5万包。
糖捐、糖税也是在这些盛产糖料的地方的糖业发展后才开始征收，并且成为产糖县的重要财政来源。以徐闻县为例，当时在这些糖的税赋方面管理是相当严格的，上等糖每包纳税银元四分八厘六毫八丝五忽，中等糖每包纳税银元三分一厘四毫一丝。徐闻县当时丰年制糖户约有二千多家，糖寮约六、七百间，输出糖十余万包；平年糖寮减半，输出糖七、八万包；歉年糖寮仅丰年三分之一，输出糖仅有四、五万包，海安港的糖厘成为雷廉总口税收的一项重要收入。据《雷州府志》和《海康县续志》记：两广总督张之洞曾下令拨海安糖厘充作雷阳书院的经费，这也是雷阳书院最主要的经费来源之一，而正是这项重要的经费，使得雷阳书院的办学得以继续下去，并沿袭成为今日的湛江师范学院，可以说没有海安港埠的糖厘就没有今天的湛江师范学院！此时期整个雷州府三县年输出糖约五十至六十万担，糖远销海口、香港、上海、烟台、天津、牛庄等埠。
1876年西印度群岛之甘蔗及法国之甜菜均告歉收，世界食糖供不应求，雷州半岛的糖料生产在高糖价刺激之下，产量大增。至清光绪年间，雷州半岛的土糖寮也逐渐扩张到1200间以上，据《徐闻县志》上记载：清光绪十六年（1890年）全县有土糖寮600多间，全年产糖5500多吨，创空前记录，糖业地位又见活跃，雷州的经济也因糖业的发展而蓬勃发展。其间虽然说也受外围和政策的一些影响，比如清光绪十年（1884），糖价跌进谷底，接着中法战争开战，糖价再次狂跌；光绪十二年（1886），朝廷又出台一系列农业“重税”，以致成本加重，但这都无法阻碍雷州糖业的发展。
17世纪中至19世纪80年代，我国的糖业生产能获得进一步发展，原因是多样的，但最重要的原因是欧洲市场对华糖需求的剧增。17世纪上半期，中国糖出口主要通过荷兰大量贩至欧洲市场，第二次鸦片战争后，国门洞开，资本主义势力纷纷入侵中国，从中国掠夺欧洲急需的食糖，致使中国糖出口剧增，极大地刺激了中国的糖业生产。虽然在1800年欧洲的俄国和德国开始建立甜菜糖厂，致力于甜菜糖的生产，此后欧洲大陆其它各国相继开始了甜菜糖的生产，但在19世纪80年代中期以前，欧洲大陆所需的糖主要来自其殖民地如古巴、爪哇等地，产量不是很稳定，对中国糖的需求一直在增加。后来资本主义加深入侵中国后，清政府被迫签订了一系列不平等条约，尤其在关税方面更利于帝国主义货物在中国的倾销，在土糖与洋糖的竞争中，土糖面前关税林立，各种转口税层层加码，商人不堪重负，面对这种负担，商人又部分地转稼于蔗农，造成了既不利于糖商也不利于蔗农的糖业生产和运销局面；相反，洋商在国内运销蔗糖，只须交一次税便可通行全国，中间环节的负担很少。政策对土糖生产与流通环节的抑制作用，极大地伤害了国内糖商与蔗农的利益，造成不少地方糖业生产者对糖业生产情绪的低落，以致蔗农因无利而出现毁蔗种别的作物的情况。
（二）雷州半岛清代时甚至到了“糖价与米价等”的地步
康熙以后至光绪初年，形成了粤西糖业商品生产基地，出现了自粤西的西南沿海连结成带的甘蔗种植区，即以茂名、高州、遂溪、徐闻、石城、合浦为主的糖业区。这些地方搭建了很多小糖寮，如雷州半岛的徐闻县和遂溪县，在康熙、乾隆年间成为重要的糖业出口县，此时的乡村糖业生产极为普遍，出现了专门将乡村所产糖收集后运出外省销售的商人。同治至光绪初年广东的糖业出口极盛一时，雷州半岛遂成为重要的糖业出口基地，种蔗榨糖成为民间普遍致富的现象，正是“甘蔗千畦百亩蕉，蕉多果市蔗多寮。一年衣食农耕裕，胜过洋船外国飘”。清嘉庆《雷州府志》上记载：糖名颇繁，不外乌、白两种。乌糖其行不远，白糖则货至苏州、天津等处。徐闻县多种蔗，产糖亦最多。当时徐闻甚至到了“糖价与米价等”的地步，可见其糖产之盛！
（三）“甜港”海安港和雷州半岛的糖业
雷州半岛自古以来盛产土糖，海安港又是土糖交易的主要场所，不仅其贵为雷廉总口和广东省五大港口之一，更因其当时专运糖品交易量大而有“甜港”之美誉。据有关史料记载，时海安港设有大型糖行十多间，每年二、三月份，各地的糖商聚集海安，进行土糖交易，可以说，清代时海安港的糖业专运是非常活跃的，有些专业船队的规模较大，据《徐闻县志》上记载：清光绪年间，海安港就有号称“船大王”的朱八（广东省高州府石城县安铺人，迁居海安），此人拥有100吨位以上的大机帆船多达10多艘专运糖货到天津、上海、牛庄、烟台各埠。但时由于糖利非常可观，糖料套现又极容易，于是海上有海盗专在海上劫运糖船只。朱八作为海安港的大船东，他组织海安各船队发起成立“义安堂”，高薪聘请拳师和海安营退役兵勇在船上护航，还组织沿海船只边捕海贼边运货，从此朱八爷这个威名远扬！所以从清光绪年间到民国时期甚至解放初期的一段时间里，在海安街和徐闻如提起见义勇为的“朱八爷”，几乎是无人不晓，朱八就是一个专门运输糖货的大船主！民国初年，海安港至香港就已经有了客轮往来营运，船员和船公司也经常在客轮上放运糖货，后来徐闻匪患连绵，人口四散流亡而停止通航，港口败废！
四、民国时期的糖业发展和相关政策
第一次世界大战时，列强争夺霸权，欧洲甜菜糖税减，对华倾销减少，中国土糖得以复苏，但战后又重新衰落。二十年代，雷州仍以徐闻糖业最盛，当时徐闻中区种植甘蔗占“十分之七，纵横三十余里”。加之当时的徐闻森林密布、土地肥沃、雨量充沛，种出的甘蔗含糖量非常高，蔗身又高大丰盈，出汁量大，远近闻名。当时徐闻丰年仍输出二十多万担，一般年景十多万担。其产砂糖远销琼州、香港、上海、烟台、天津等埠。遂溪次之，糖寮集中于三区，有67间，一区和八区各50间，四区30—40间。吴川的糖寮较少，以四区居多，三区次之。糖价以吴川较高，砂糖担价18元，片糖11元；遂溪片糖担价只7元。遂溪所产的片糖多用木箱装运至港澳、江门等外埠；蒲包装的卖到梅菉、安铺、广州湾；本地销售的一般用竹箩装，每箩重约150斤。民国初年，湛江地区的糖主销广州、上海、香港、江门、琼州、北海。较大集散地是安铺，全年运销片糖一万公斤，白糖一万五千公斤。梅菉次之，年运销片糖也近一万公斤。而以前雷州地区最大的糖业转运港和广东省五大港口之一的海安港因为匪乱受严重影响！主产区遂溪、徐闻均有片糖约七十五万公斤销往外地。当时经营糖类生产较著名的商行有：廉江城的裕昌行、安铺的盛昌行，海康县乌石的义益行，徐闻城的何裕兴行、陈大源行等。
上世纪的二十年代末至三十年代初，由于徐闻县受土匪为害，村庄败废、民不聊生！其产糖从民国初年的120多万包，价值近200万元骤然降至三十年代的26—27万包，价值15万元以下。从此，徐闻由于种种原因正式退出了长期以来糖业的江湖霸主和龙头老大的地位。而遂溪则于此时跃居南路各县之首，产糖值140万元以上。
1932年，已经牢牢掌握了广东军、政、经济大权的陈济棠向西南政务委员会抛出了他的《广东省三年施政计划》，省政府主席林云陔则向陈济棠推荐了熟悉糖业生产的农业经济专家、私立岭南大学农学院教授冯锐，冯锐起草了《复兴广东糖业三年计划》。陈济棠接受了冯锐的建议，大力发展蔗糖业，并委任冯为农林局局长，将广东全省分为广州、惠阳、潮汕、徐闻、琼崖5个蔗糖区，各划定若干耕地改种高产的渣华蔗种，在一年内就建成了顺德、番禺、东莞、惠阳、揭阳等日榨量为1500吨的7个制糖厂和附设的酒精厂，称为税收的重要财源，应该说在民国时期，在陈济棠主政广东时冯锐教授领导的农林部门在改良甘蔗品种、改善栽培法、兴建灌溉设施、扩大蔗园面积、改良制糖方法一系列方面取得了革命性的成果。其中1933年，陈济棠还从美国购来拖拉机在雷州半岛南麓的徐闻县下桥乡那里村附近垦荒办农场，用机器抽水种甘蔗，准备在那里建厂榨蔗糖的。但后来陈济棠调任国民政府农林部长后，农场由李汉魂派兵接办。抗日战争爆发，广州、琼岛相继沦陷，李汉魂军部与广东省府北迁韶关，农场如断线纸鹞，无人再管，从此丢荒。而冯锐教授所出台的一系列措施和政策也由于种种原因全部中断。民国时期的雷州半岛制糖除了糖生产的主用途外，也开始了其他用途，如民国26年（1937年）《农声》刊物第209期《徐闻县之糖业》一文中记载：“徐闻人用糖漏收糖，漏内糖液徐徐流下，土人称此糖为'糖仔’，每漏可得'糖仔’约1.5公斤，用为蒸酒之用”，这说明糖业制酒从民国初期已开始流行。
1935年，现湛江市属五县共有糖寮近两千间，遂溪县最多，有1500间，年产糖25万担。主要分布于四区（城月，仅城里乡有数十间糖寮，每户年收入100多担糖）、九区和三区。徐闻县有糖寮300多间，年产糖9万担，主要分布于一区（糖寮占全县一半，产糖5万多担）、五区和六区（各有糖寮30—50间，产糖1.1至1.5万担）。到抗战前夕，徐闻县仍有200多间糖寮，年产片糖、砂糖2.7万担，所产砖糖均用大竹笠包装，内有蔗壳将糖隔开，防止损坏。每“笠”装有五百块，两“笠”（一千块）称一贡糖。交易时一般以贡为单位计价，故装时要准确。砂糖用蒲包装，分大、小包，大包毛重154斤，小包毛重116斤。民国23年后，徐闻匪乱平息，复办糖寮301间，全年产糖4520吨。
1940年,遂溪县产黄糖27万担，担价170元，总值4590万元；吴川县产黄糖1080担，担价112元，价值约12.1万元。这表明价格比战前已急剧上涨。1943年，广州湾沦入日军之手，农村瘟疫流行，白蚁为害，破产者甚众，土糖生产进入衰落期。抗战胜利后，土糖生产一度起色，1946—1947年榨季，湛江市辖五县及郊区共产土糖48万多担，有糖寮1240多间。其中遂溪县占居首位，产糖近39万担，有糖寮290多间，但规模小，平均日产糖仅2担多。徐闻县次之，产糖共4.4万多担，糖寮虽然最多达800多间，但规模很小。海康县仅有糖寮36间，规模较大，平均日产糖7担，产糖量接近徐闻县的一半。海康、廉江、吴川等县的土糖产量少，主要供本地消费；遂溪县、徐闻县和郊区土糖的产量较多，大量运往外埠。
五、建国后的发展和变化（1949年以后）
建国初期，人民政府采取措施扶持农民种蔗，稳定糖价，粮糖比价趋于合理，因此在湛江经济发展之初期，糖业促进湛江农村的繁荣，也带动工业的发展，是湛江经济的火车头。一担中等片糖与一担中等白米的比价，1949年是1：1，1950年提高到1.82：1，1951年又提高到2.32：1。较高的糖价，使蔗糖生产恢复很快。1950—1951年榨季，全市五县及郊区有糖寮882间，产糖16.35万担，1951—1952年榨季上升到45.51万担。1952—1953年榨季糖寮增加到1394间，产糖56.28万担，达历史最高水平。1954年仍有土糖寮1442间，糖产量29.22万担，与1953年相比，开始呈下降趋势。这一时期的分布特点是：产量、糖寮规模均以徐闻县最大，1950—1951年榨季该县产9.82万担，占全市总产量的60%以上，土糖牵头443间，占全市总数50%。1952—1953年榨季产糖36.52万担，占全市总产量的65%，土糖寮614间，占全市总数的44%，重新夺回糖业的头把交椅。当年有糖寮585间，占全市总数的44%。从业为数5500多人，占全市糖寮从业人数的56%。但产值、产量仍以徐闻县最大，当年徐闻土糖产值255万元，占全市土糖总值的45%，产量13.28万担，占全市总产糖量的45%。但从1954年开始，由于徐闻山被国家逐渐开垦大面积以种植天然橡胶为主,据《徐闻县志》上记载：徐闻县1952年有土糖寮所产的原糖为10014吨，1953年土糖寮所产的原糖为11726吨，1954年由于大面积开垦后国家指导徐闻地以种植天然橡胶为主，其土糖寮所产的原糖就下降至只有4599吨。于是，遂溪县糖寮和甘蔗种植的发展又超过徐闻县，重登盟主宝座。
1954年,广东省开始实行食糖分区、分季、分月、定点、定量、凭证供应办法。1955年，又实行对各种土糖除蔗农按规定配给量留糖自食外，全部由省糖业公司（烟糖公司）及其委托的合作社收购的办法。由于实行统购统销政策，个别糖类价格升高（如徐闻上等砖糖的收购价从1954年的每担12.2元上升到1965年的18.18元），但其它主要种类的土糖出厂价不断降低，如1953年每吨红糖出厂价是554元，1964年调低至520元，销售价格（仍似徐闻为例）从五十年代至八十年代初仍是每吨720元，使土糖价格剪刀差不断扩大，对生产发展不利。1956年后,随着机糖厂不断兴建，土糖生产日益降居次要地位，是年全市产土糖3109吨，占食糖总产27.4%，所占比例第一次低于机糖。农业合作化后，土糖寮逐渐由个体经营改为集体所有。在榨季生产中，优先安排满足机糖生产，只准在交通不便、零星分散的蔗区开设土糖寮。
六、粤西第一家现代化大型机械化制糖厂的诞生及现代机械化制糖业的快速发展
1875年英商怡和洋行在香港建立了第一家精炼糖加工厂——中华火车糖局，规模很大，1878年改组为股份有限公司。主要从福建、广东、台湾收购蔗糖原料或已制的粗糖，再加工精炼。此后接连建立了几个精炼糖加工厂，并于1880年在汕头设立分厂，加工制糖。孙毓棠主编：《中国近代工业史资料》第1辑中记载:广东沿海的粗制土糖，或通过出口途径，或直接走私运往香港，加工成精糖后再返回内地销售，冲击内地的糖业生产。而雷州半岛地区的土糖寮、土糖房、小作坊式的制糖还遍布城乡民间，土糖的产量及质量都很低下。与传统的土糖寮比较，机械制糖业有很多优势，两者的差别就象古代的活字雕版和现代的高速轮转印刷机。
粤西地区最早的机械制糖业为1947年，当时在湛江市郊的志满已有人用小型半自动机械生产蔗糖，但规模不大，难成气候。如果说用大型的机械来产糖，应首推1951年初由华侨在徐闻县城南门塘南坡建成的侨资华南糖厂。但说起这起湛江的现代化制糖业的发展史历程有点不可思议，竟是源自五十多年前几位美加籍华侨在蛮荒的雷州半岛的热血创业之壮举：
据《徐闻县志》上记载；“华南糖厂1951年由美加籍华侨梁国新、杜启冲、张治安、蔡启文等八人共同出资创建。”当时在一位姓陈的居住在香港的徐闻籍南洋华侨的引荐下，梁国新、张治安1947年5月就到雷州半岛地区实地考察了一番。回到香港以后，经过分析，梁国新等人都认为雷州半岛地区气候条件适宜、土地平坦，发展种植甘蔗的潜力很大，是发展机械制糖业的好地方。经过筹划，梁国新、张治安、杜启冲等八人通过这位徐闻籍南洋华侨出面，经其在徐闻的亲友的帮助下于1948年中购进了徐闻县城南门塘--豆仔园—北门的一块当时面积约为43000平方米的地皮，筹备兴建一家机械制糖厂。解决场地问题后，梁国新他们一方面在香港和海外筹集资金，另外一方面亲赴欧洲各国考察并邀请西方技术人员来香港培训，使他们学会使用这些当时世界上最先进的制糖机械，经过经过反复试验调试和近一年多的准备和筹措，他们在欧洲购回一批机器运到香港。但由于这时大陆正陷入内战，解放战争已进行得如火如茶，在兵荒马乱之下，再加之路途遥远，几乎没有任何船公司和运输队愿意把这些设备运送到大陆最南端的这片南荒之地！梁国新、杜启冲他们无奈只有在香港持观望态度，张治安、蔡启文等人则在徐闻留守等待。直到1950年，雷州半岛解放，这批设备才从香港经水路发回到广州。1950年中，梁国新和杜启冲等人立即带上简单的行李，从广州出发到雷州半岛的徐闻，开始了在雷州半岛建立机械制糖加工厂的艰巨过程。当时，从广州到徐闻，路途迢迢，山道崎岖；首先要将物资、制糖设备和仪器运抵目的地，有的机械设备重达几吨，思之令人气馁。于是梁国新和杜启冲等人分工协作，你负责押车，我负责组织民工，他负责组织运输队，去负责后勤保障……大半个月的时间，不分昼夜，忍饥挨饿，个个人都累得两眼发红，声音嘶哑……虽然艰苦，但坚强的品格意志和坚定的创业信念始终支撑着他们，终于几经辗转把所有的设备运到了徐闻。但他们刚历尽艰辛抵达徐闻的厂址时，新问题又出来了，设备往哪里摆呀？得建厂房，还要供水、供电。那时在穷乡僻壤的徐闻地，可谓是什么都短缺！于是梁国新和杜启冲、张治安、蔡启文等人再来一次分工负责：你去雇用人工建造工厂厂房，我负责到安装发电机，他负责安装和调试机械……经过奋战和多次调试、重新示范，数月后，制糖厂的厂房和设备安装终于宣告完成。几经周折，到1951年5月在一切筹备就绪后，这家当时颇为大型的机器制糖厂终于开始批量生产，股东为梁国新、杜启冲、张治安、蔡启文等八位华侨工商业者，并把糖厂命名为华南糖厂，初时工人200多人，日榨糖能力为100吨，设有切蔗、压榨、煮糖等车间（据徐闻县志上的记载）。那时华南糖厂的生产设备有高耸入云的烟囱和巨大的榨蔗机——令很多徐闻本地人感到惊奇！当时的华南糖厂开榨，当地农民采收甘蔗后削去蔗屑接着捆绑成捆，然后把一捆捆的甘蔗用牛车装车载送回位于徐闻县城南门的制糖工场进行机械加工：甘蔗先经平整蔗刀整平、切断蔗刀斩切，再经撕裂机将甘蔗撕裂。甘蔗的糖分存置于“蔗髓”内，因此撕裂机只是依甘蔗的纤维方向撕裂，而不希望在撕裂的过程中将“蔗髓”打破，以免造成蔗汁的流失。接着就是送进压榨机压榨，压榨机有四重，第一重压榨机榨出来的汁叫做“原汁”，为确使“蔗渣”里的糖分能全被压榨出来，因此必须经过四重压榨机的重重压榨。而压榨室的主要产品是“蔗汁”，经过四重压榨机榨出来的甘蔗汁先送到三至四重的“加热器”，再经“加灰槽”和“沉淀槽”，目的是藉助石灰让甘蔗汁里的杂质沉淀，最后呈规则的糖粉和糖块从煮糖机中流水线式源源不断的出来……比传统工艺的土糖寮不知要高效和便捷多少倍，这些机械化生产甘蔗蔗糖的情景当时直看得徐闻当地的农民和官员及外地来的参观者皆目瞪口呆！
初战告捷，梁国新等人继续加大投入和不断到欧洲和香港引进设备，1953年，华南糖厂开始使用真空蛇管洁晶罐、多效真空蒸发罐、真空泵、助晶箱、分蜜机、水管锅炉、蒸汽机、固定式硫磺炉、开口加热管、浮子式开口沉降器、布袋过滤器、发灰池等当时比较先进的机械和设备进行制糖生产，其工艺技术指标在国内处于领先地位，产品质量远优于当时其他地方的蔗糖生产标准。
湛江地区从六十年代中开始，用半机械化的两辘或三辘小榨机逐渐代替了原始的石辘榨蔗。当初小机寮用的是潮州产两辘小榨机，出汁率60%以上（牛寮仅40%—50%）。后改用顺德产的三辘小榨机，出汁率提高至72%—73%。牵引小榨机的动力开始是用双缸20马力柴油机，每天压榨甘蔗15吨，后来发展牵引两台小榨机，日榨量提高一倍，达30吨，比牛寮日榨2—2.5吨提高十多倍。六十年代后期，又使用十四千瓦电动机，自此土糖生产基本淘汰了牛拉石辘式的原始生产，实现了半机械化。由于有了华南糖厂成功生产和经营的大型机械生产蔗糖制糖业的经验，从60年代开始，湛江和其他粤西地区的县市的大型机械制糖业也在国家计划经济的统筹兼顾下飞速发展，到了上世纪90年代初期的鼎盛时期，制糖业为湛江市最重要经济支柱之一，建成甘蔗种植面积230多万亩以上的甘蔗生产基地，总产甘蔗1000万吨以上。仅湛江市就已拥有华建、前山、下桥、迈陈、龙塘、大水桥、龙门、雷高、唐家、纪家、客路、雷城、北和、下市桥、调丰、广丰、新桥、城月、建国、洋青一、洋青二、北坡、河头、安铺、廉江、雅塘、梅奈、湛江、赤坎、麻章、硇洲、东海、甘村等大型糖业加工厂共34间，在职干部职工39128人，日压榨甘蔗能力达到9.08万吨。这其中遂溪县甘蔗种植面积有60多万亩，年总产300万吨，能产糖30万吨左右，居全国各县第一。当时全湛江的食糖生产量一度约占全国四分之一，成为全国四大食糖生产基地之一，是当之无愧的中国“蜜罐”！
七、柳暗花明：新时期调整和重组后的湛江糖业生机勃勃
地处热带北缘的湛江市是我国最大的地级市制糖基地。在湛江的现代糖业发展史上，湛江糖业曾经历过两次比较大的波折，一次是20世纪60年代初期，一次是20世纪的90年代中后期。令人印象最为深刻的是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的糖业滑坡：1996年湛江的制糖企业达34家，且清一色国字号。但到1999年时，全行业负债63亿元，累计亏损30亿元。面对这场空前的危机，糖业积极面对，与时俱进，采取措施，创新制度，适应形式，适应市场，适应糖业，建立了富有活力的相应机制：
首先，将国营的甘蔗糖厂转制成民营的甘蔗糖厂。全市先后关、停、并、转12家或规模较小、或建厂较久、或负债较大的甘蔗糖厂，使全市甘蔗糖厂由原有的34家减少为22家，生产能力由9.4万吨/日减少为7万吨/日，从而确保甘蔗糖厂能够拥有充足的蔗源。同时，对保留的甘蔗糖厂进行全面、彻底的机制转换，即由国营的转变为民营的，从面使食糖生产的责、权、利得以统一，给甘蔗糖厂注入了活力。
其次，最关键的一步是1999年湛江在全国进行“三放开”的大胆尝试：一是蔗区放开，政府不再划分蔗区，允许甘蔗自由流动，农民可以自主选择销售对象。二是蔗价放开，蔗价与糖价联动，政府不再指定甘蔗收购价。糖厂收购甘蔗明码标价，现金收蔗。三是经营方式放开，政府不再干预糖厂的生产经营活动。
第三，推行产业化经营模式。在糖业生产中，大多数甘蔗糖厂均采用“公司+基地+农户”的产业化经营模式，特别是农垦部门的甘蔗糖厂做得更好，如大华糖厂的经验就得到省和国家的肯定，在全国蔗区推广。这一模式的推行，使糖厂与蔗农形成利益共享、风险同担的共同体，使食糖生产和食糖市场形成双向循环的产业圈，从而强化了食糖生产的市场适应性、竞争性。
经过一系列的低谷和阵痛，湛江的糖业已圆满完成结构调整和产权改制，步入良性发展轨道。目前，湛江正着手制订糖业发展总体规划，科技兴糖，集约经营，继续做大做强制糖产业，重拾湛江全国最重要的产糖基地的辉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