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位广东果农在"家电下乡"前后的消费行为全观察
■《春节年货选购指南》之消费变迁篇
近日,陈国浩正式成为“双机一族”。不过每每铃声大作,他总有些手忙脚乱。
小心地将私家车停在路边,他和颜悦色地问候,嘴里念叨的还是“村里那些事”。
今年58岁的他,在德庆人的种果发家史上,算是老资历了。而今年的大丰收,带给这个家庭最明显的变化就是:第三辆新车进门、数部手机更新换代、多台家电再次升级。
仍未终结的金融危机,对于山村来说并不遥远。因为他们所乐见的物质消费,正为国家政策所鼓励,成为过去一年里救市的重要主题。
根据国家统计局的资料,农民每消费1000亿元,将对农业部门产生427亿元的直接需求,对工业部门产生395亿元的直接需求。
来自商务部的最新数据显示,截至2009年12月31日,通过下乡政策实现的销售额达到了近700亿元。
老农陈国浩,同数亿勤勉的中国农民一起,共同成为缔造这个销售记录的强大基石。
30年消费变迁
“赚了钱,追求享受”
曾被压抑的消费欲望,让陈国浩怀疑:为什么追求富足的生活不该是农民的基本权利
在德庆县永丰镇古蓬村,陈国浩所在的云吉村小组,这几年的变化有目共睹:
曾经的土房拆了个干净,重新拔地而起的是两三层楼高的新房；村道上风驰的也不再只是摩托,逐尘而过的也已有各色小车；至于名牌家电,也多现身于普通农家。
“赚了钱,追求享受有什么不对?”陈家的大儿子笑着说,让一贯“老土”的老豆接受这个新观念并不容易。2006年,他花了20来万积蓄建起的新楼,“专门请了肇庆的施工队来装修,尽量都按城里的标准来”,这让陈国浩有些咋舌。
假如时光倒流30年,陈国浩决不敢如此奢望。“楼上楼下、电灯电话”,曾是他们这代人关于幸福生活的定义。不过在“无产者最光荣”的时代,发家是要被“割资本主义尾巴”的。
“所有的都靠集体等国家,没机会赚钱,还谈什么消费!”当所有的物欲都被压抑,年轻的陈国浩私下也曾怀疑:为什么追求富足的生活就不该是农民的基本权利?
他颇为庆幸,自己捕捉到了上个世纪八十年代初的改革春风。1980年初,他一边自学骨科“创收”,一边开种巴戟、肉桂等中药,很快就把自己变成了“万元户”。
“政策象月亮,初一、十五不一样”,陈国浩说,尽管当时有钱,他却并不敢张扬,“更别说敢花钱买什么大件了!”以至于1984年德庆县政府表彰致富能手时,他对“万元户”的荣誉坚辞不就,最后从县长、书记手中接过的奖状,也就仅是“致富先进分子”,“其实早就不只万元了,主要是怕出那个风头!”
不过,农村改革的政策终于逐渐明朗。1983年,村里出现了第一台黑白电视,《霍元甲》的主题曲一时震撼山村:“万里长城永不倒,昏睡百年国人渐已醒,睁开眼吧小心看吧……”
1984年,在盖起新房添置电视之后,陈国浩花了近五千块钱,成为当地第一台摩托车的拥有者,“雅马哈,当时好威的,专门租了车从南海大沥拉回村里”。
“穷怕了的”的陈国浩一时扬眉吐气。不过接下来的20余年,“几乎家家都有,也就没什么稀奇了!”
进入新世纪,全民种果成为当地经济新的增长点,使得农民对赚钱建立起了相对稳定的预期,消费的欲望从此一发不可收拾。2003年春,陈国浩花4万多块购回了一台吉利,有房有车的梦想终于实现。而陆续分家的四个儿子,也纷纷添置了新家当。
他屈指默算,还真不少:彩电6台、冰箱2台、洗衣机3台、热水器4台、电脑2台,空调1台……
与下一代不同的是,他买车买家电始终讲究个实用,而价格则是他小心平衡的因素。第一辆吉利他开了三年,紧接着换的还是辆吉利,“说是节能型的,省油,我就买了。”
而在年前,老二、老三合刚合买了辆10余万的“东风日产”,而他的小弟如今开的是价值30多万的三菱越野车,“两代人的观念毕竟不同,也只好由他们去!”
新一代消费观
“要买,还是得买好的!”
富起来了的农民已不再满足于低价,品牌、品质从来都被农村消费者所推崇
因为一台洗衣机,最近陈国浩没少被一向听话的小儿子埋怨。
“总出些小问题,一直没解决。”两个月前,他被镇上某家电卖场的宣传吸引,“说是日本品牌的下乡家电,现场就能享受13%的直补”。
老板龙文豪解释说,作为宁波奇帅电器出品的“富士山”在当地很是畅销,“才1600多块,还是智能型的,性价比相当可以。”
“要买,还是得买好的!”陈家的大儿子认为,买洗衣机最好买西门子或海尔,“象这种千把块的,你还想买多好的东西?”
家电下乡的最高限价,在他看来,直接影响了中高端产品进入农家。不过通过招标定下品牌、型号,一定程度上则方便农民选购。
“还想着下乡机一定品质有保证呢!”在“买贵”还是“买对”之间权衡的陈国浩说。
由于产品型号过多,信息不对称让农村消费者处境尴尬,“一般先说个大致的价位,然后由店老板推荐。其实很多时候我们都不懂的,却还是买了。”
留守的中老年是农村的主要消费群体。他认为,年轻一代可能还会事先上网查询:比较下产品性能,看下其他用户评论等,“肯定就不那么容易受骗了嘛!”
大儿子的经历,证明了这一点。作为新富一代,一般的低端产品已不为其所考虑,对品牌和品质更是力争“由自己做主”。为此,对音响颇为痴迷的他,2006年专程去肇庆选配了一套家庭影院,“虽然花了3万多,但大牌子就是不一样!有问题了,一个电话随叫随到!”
好产品的标准,在他这已被细分成了两块:一是有好的品质,二是有好的售后服务。而他更宽慰的是,这套家庭影院将终身保值,如果要更新,随时都能以原价折抵购买新产品。
对大品牌的“迷信”,几乎已成为他自觉不自觉的选购标准。于是,当电视的潮流从平板过渡到液晶,他家36寸的TCL电视就被闲置下来,42寸的索尼液晶电视顺理成章进驻到了他家客厅。
这也难怪,随着农村需求的多元化,当富起来了的广东农民面对在整体产品线中处于相对低端的下乡机,已很难有足够的兴趣。
或许这正是作为经济大省的广东何以全年销售下乡产品仅占全国1.43%的原因所在。
2010年初,“家电下乡”的最高限价终于调整,其中幅度最大的是彩电,从3500元提到了7000元,“这么一来,我们选择的范围就更大了。如果以后想买些中高端产品,就也能享受补贴了!”自从南方农村报上得知这个消息,陈国浩就盘算着家里是否还需要添置什么,可一时却想不上来。
年轻一代倒是有自己的想法。“人嘛,谁真会满足?”尽管无需“离乡离土”就满足了有房有车的梦想,但果园也注定将继续成为他们财富的源泉,至于用度方面,“就在一个村里,互相攀比肯定会有”。
物资紧缺的年代,同村的往往扎堆购买某个品牌甚至某个型号。如今却已不同,“你买国内的牌子,我就买合资或外国的；你买经典款,我就买最新款。”
近日,陈国浩正式成为“双机一族”。不过每每铃声大作,他总有些手忙脚乱。
小心地将私家车停在路边,他和颜悦色地问候,嘴里念叨的还是“村里那些事”。
今年58岁的他,在德庆人的种果发家史上,算是老资历了。而今年的大丰收,带给这个家庭最明显的变化就是:第三辆新车进门、数部手机更新换代、多台家电再次升级。
仍未终结的金融危机,对于山村来说并不遥远。因为他们所乐见的物质消费,正为国家政策所鼓励,成为过去一年里救市的重要主题。
根据国家统计局的资料,农民每消费1000亿元,将对农业部门产生427亿元的直接需求,对工业部门产生395亿元的直接需求。
来自商务部的最新数据显示,截至2009年12月31日,通过下乡政策实现的销售额达到了近700亿元。
老农陈国浩,同数亿勤勉的中国农民一起,共同成为缔造这个销售记录的强大基石。
30年消费变迁
“赚了钱,追求享受”
曾被压抑的消费欲望,让陈国浩怀疑:为什么追求富足的生活不该是农民的基本权利
在德庆县永丰镇古蓬村,陈国浩所在的云吉村小组,这几年的变化有目共睹:
曾经的土房拆了个干净,重新拔地而起的是两三层楼高的新房；村道上风驰的也不再只是摩托,逐尘而过的也已有各色小车；至于名牌家电,也多现身于普通农家。
“赚了钱,追求享受有什么不对?”陈家的大儿子笑着说,让一贯“老土”的老豆接受这个新观念并不容易。2006年,他花了20来万积蓄建起的新楼,“专门请了肇庆的施工队来装修,尽量都按城里的标准来”,这让陈国浩有些咋舌。
假如时光倒流30年,陈国浩决不敢如此奢望。“楼上楼下、电灯电话”,曾是他们这代人关于幸福生活的定义。不过在“无产者最光荣”的时代,发家是要被“割资本主义尾巴”的。
“所有的都靠集体等国家,没机会赚钱,还谈什么消费!”当所有的物欲都被压抑,年轻的陈国浩私下也曾怀疑:为什么追求富足的生活就不该是农民的基本权利?
他颇为庆幸,自己捕捉到了上个世纪八十年代初的改革春风。1980年初,他一边自学骨科“创收”,一边开种巴戟、肉桂等中药,很快就把自己变成了“万元户”。
“政策象月亮,初一、十五不一样”,陈国浩说,尽管当时有钱,他却并不敢张扬,“更别说敢花钱买什么大件了!”以至于1984年德庆县政府表彰致富能手时,他对“万元户”的荣誉坚辞不就,最后从县长、书记手中接过的奖状,也就仅是“致富先进分子”,“其实早就不只万元了,主要是怕出那个风头!”
不过,农村改革的政策终于逐渐明朗。1983年,村里出现了第一台黑白电视,《霍元甲》的主题曲一时震撼山村:“万里长城永不倒,昏睡百年国人渐已醒,睁开眼吧小心看吧……”
1984年,在盖起新房添置电视之后,陈国浩花了近五千块钱,成为当地第一台摩托车的拥有者,“雅马哈,当时好威的,专门租了车从南海大沥拉回村里”。
“穷怕了的”的陈国浩一时扬眉吐气。不过接下来的20余年,“几乎家家都有,也就没什么稀奇了!”
进入新世纪,全民种果成为当地经济新的增长点,使得农民对赚钱建立起了相对稳定的预期,消费的欲望从此一发不可收拾。2003年春,陈国浩花4万多块购回了一台吉利,有房有车的梦想终于实现。而陆续分家的四个儿子,也纷纷添置了新家当。
他屈指默算,还真不少:彩电6台、冰箱2台、洗衣机3台、热水器4台、电脑2台,空调1台……
与下一代不同的是,他买车买家电始终讲究个实用,而价格则是他小心平衡的因素。第一辆吉利他开了三年,紧接着换的还是辆吉利,“说是节能型的,省油,我就买了。”
而在年前,老二、老三合刚合买了辆10余万的“东风日产”,而他的小弟如今开的是价值30多万的三菱越野车,“两代人的观念毕竟不同,也只好由他们去!”
新一代消费观
“要买,还是得买好的!”
富起来了的农民已不再满足于低价,品牌、品质从来都被农村消费者所推崇
因为一台洗衣机,最近陈国浩没少被一向听话的小儿子埋怨。
“总出些小问题,一直没解决。”两个月前,他被镇上某家电卖场的宣传吸引,“说是日本品牌的下乡家电,现场就能享受13%的直补”。
老板龙文豪解释说,作为宁波奇帅电器出品的“富士山”在当地很是畅销,“才1600多块,还是智能型的,性价比相当可以。”
“要买,还是得买好的!”陈家的大儿子认为,买洗衣机最好买西门子或海尔,“象这种千把块的,你还想买多好的东西?”
家电下乡的最高限价,在他看来,直接影响了中高端产品进入农家。不过通过招标定下品牌、型号,一定程度上则方便农民选购。
“还想着下乡机一定品质有保证呢!”在“买贵”还是“买对”之间权衡的陈国浩说。
由于产品型号过多,信息不对称让农村消费者处境尴尬,“一般先说个大致的价位,然后由店老板推荐。其实很多时候我们都不懂的,却还是买了。”
留守的中老年是农村的主要消费群体。他认为,年轻一代可能还会事先上网查询:比较下产品性能,看下其他用户评论等,“肯定就不那么容易受骗了嘛!”
大儿子的经历,证明了这一点。作为新富一代,一般的低端产品已不为其所考虑,对品牌和品质更是力争“由自己做主”。为此,对音响颇为痴迷的他,2006年专程去肇庆选配了一套家庭影院,“虽然花了3万多,但大牌子就是不一样!有问题了,一个电话随叫随到!”
好产品的标准,在他这已被细分成了两块:一是有好的品质,二是有好的售后服务。而他更宽慰的是,这套家庭影院将终身保值,如果要更新,随时都能以原价折抵购买新产品。
对大品牌的“迷信”,几乎已成为他自觉不自觉的选购标准。于是,当电视的潮流从平板过渡到液晶,他家36寸的TCL电视就被闲置下来,42寸的索尼液晶电视顺理成章进驻到了他家客厅。
这也难怪,随着农村需求的多元化,当富起来了的广东农民面对在整体产品线中处于相对低端的下乡机,已很难有足够的兴趣。
或许这正是作为经济大省的广东何以全年销售下乡产品仅占全国1.43%的原因所在。
2010年初,“家电下乡”的最高限价终于调整,其中幅度最大的是彩电,从3500元提到了7000元,“这么一来,我们选择的范围就更大了。如果以后想买些中高端产品,就也能享受补贴了!”自从南方农村报上得知这个消息,陈国浩就盘算着家里是否还需要添置什么,可一时却想不上来。
年轻一代倒是有自己的想法。“人嘛,谁真会满足?”尽管无需“离乡离土”就满足了有房有车的梦想,但果园也注定将继续成为他们财富的源泉,至于用度方面,“就在一个村里,互相攀比肯定会有”。
物资紧缺的年代,同村的往往扎堆购买某个品牌甚至某个型号。如今却已不同,“你买国内的牌子,我就买合资或外国的；你买经典款,我就买最新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