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药管理成难题 餐桌安全存隐忧
农产品安全管理是一项系统工程，如果不对“从田头到餐桌”整个农产品供应链的各环节严加控制，就很难解决农产品安全问题。
近些年来，由蔬菜、瓜果等农产品上的农药残留所引起的食物中毒事件频频发生，不仅暴露出农药使用监管的缺失和种植模式的落后，也充分反映了我国在农产品生产、销售、监管等关键环节上的漏洞和缺位。接受中国经济时报记者采访的相关人士表示，农产品安全管理是一项系统工程，如果不对“从田头到餐桌”整个农产品供应链的各个环节严加控制，就很难解决农产品安全问题。
市场：检出问题蔬菜的几率有限
武汉白沙洲农副产品大市场是农业部和商务部重点支持的农贸市场，年初引起广泛关注的海南“毒豇豆”事件，就是由该市场率先检测发现的。6月11日上午10时许，中国经济时报记者来到该市场调查采访。
“我们是郊区菜农，只要每年交130元钱买下这块牌子，就可以随时进市场卖菜，基本上是不用检测的。”在蔬菜交易区，一位刚交售完蔬菜的菜农陈大伯指着自己三轮车上的一块牌子对中国经济时报记者说。
在这块牌子上，标注着“武汉白沙洲天恒农产品经营管理有限公司”及其圆形公章，以及“自用洪山区青菱乡ZY——01XX（阿拉伯数字，为保护当事人，用X代替）”等字样。
或许因为不是交易高峰时间，在1个多小时的采访过程中，记者并未见到检测人员对进场交易的蔬菜进行检测。
对此，武汉白沙洲农副产品大市场检测中心主任郑莹秀在接受中国经济时报记者采访时表示，每天下午15时到第二日凌晨5时，才是市场交易的高峰期。
她告诉记者，武汉白沙洲农副产品大市场作为国家农业产业化重点龙头企业，承载着武汉及周边地区近70%的蔬菜等农产品的供给任务，每天进场交易的蔬菜在500万公斤左右，而市场检测人员只有12名，不可能把整个市场交易的蔬菜都检测一遍。
“我们主要是抽检，每天完成检测批次120－140个，基本上实行了对叶菜抽样检测的全覆盖。”郑莹秀对记者说。
她说，每一车菜也不可能是一块地里种出来的，而是可能由菜贩从多个菜农手中收购而来，即使其中有问题蔬菜，能抽中并被检出的几率也是极其有限，所以，放心与不放心是相对的。
据她介绍，除了对进场交易的蔬菜进行抽检外，目前她们主要的工作是对那些为学校食堂、机关团体食堂、超市供菜的各大配送公司送检的农产品（不含淡水鱼类产品）提供检测服务，开具检测证明。
“因为，没有我们的证明，他们的产品就进不去这些地方。”郑莹秀说。
田头：绿色防控技术遭遇推广难题
“我们村是（乐平）市无公害标准化蔬菜生产示范基地，农业部门经常会派人来地里检查，可不敢给蔬菜乱打药。”6月15日，在江西省乐平市乐港镇大路边村一块菜地旁，刚给辣椒打好农药的村民吴显相对中国经济时报记者说。
现年38岁的吴显相告诉记者，大路边村是个老蔬菜基地村，全村260多户，户户都以种植蔬菜为生。他本人初中毕业后就开始种菜，多次参加市里农业部门组织的农民田间学校，掌握了绿色防控技术使用和安全用药的方法，对于无公害蔬菜有着比较深的情绪。
以他种植的辣椒为例。除了肥料用的是农家肥——鸡粪外，农药也仅使用了硫酸铜（代森锰锌）加石灰水混合而成的低毒杀菌剂。
据记者了解，乐平市是有名的“江南菜乡”，种菜历史比较悠久，全市蔬菜种植面积29．8万亩，其中绿色食品标准化示范生产基地12．8万亩，是江西省最大的蔬菜种植基地县。早在上世纪八十年代，该市就倡导“统一预测预报，统一时间防治，统一效果评价”，推广绿色防控技术。但因当时农业技术社会化服务体系尚不健全，农民小田块分散、传统生产意识较强，绿色统防统治未能很好地推广开来。
近年来，乐平又启动了“乐平市蔬菜绿色无公害行动计划”，即运用物理防治、生物防治技术，并辅以少量高效、低毒、低残留生物农药防治等手段，对蔬菜病虫害实行有效防控，彻底改变了以往过分依赖化学农药防治病虫害的做法。
所谓无公害行动计划，据当地植保部门介绍，就是使用杀虫灯、诱虫板、性诱剂等物理技术诱杀害虫，再配以使用核多角体病毒、天然除虫菊素、甲维盐、阿维菌素等生物农药，加上科学的农事管理，虫害发生高峰期再使用一些高效、低毒、低残留的化学农药，从而达到绿色防控目标。
“这需要政府比较大的投入。”当地植保工作人员对本报记者说，一盏频振式杀虫灯的防控面积为30—50亩，使用年限不到8年，但每盏灯需一次性投入400多元，加上购买、更换灯管等费用，折合每亩地成本在7元以上；而使用诱虫板，折合每亩地成本为70—90元；生物农药每亩蔬菜成本需45元，总计一亩地投入200多元。如果没有政府部门的补贴资金，仅靠菜农自行投入，不太现实。
除此之外，上述植保工作人员认为，种植面积分散、品种不一也是一大瓶颈。他说，绿色防控最好是集中成片地防控，而当前的现实情况是农户一家一户分散种植，不但难以连片，所种植的品种也各不相同，制约了绿色防控技术推广。
菜贩：应从田头到餐桌全流程监管
按照规定，蔬菜进入市场前，有关部门要对其进行农药残留检测。因此，从理论上来说，即使在种植环节出现违规施药现象，监管部门也应该能把有毒蔬菜检测出来，从而挡住“毒菜”上桌。
对此，江西省乐平市蔬菜批发大市场一位自称搞了几十年蔬菜批发的叶姓菜贩在接受中国经济时报记者采访时表示，农产品安全管理是一项系统工程，如果不从“田头到餐桌”的整个农产品供应链的各个环节上严加控制，就很难解决农产品安全问题。
他说，中国有两亿多农户，每一个农户都是生产和经营主体，两亿多个主体同时生产，并同时进入市场交易。基于这个最基本的事实，依靠政府某些部门对两亿市场主体的交易活动进行监管，除成本高昂外，有效性也是可想而知的。
除此之外，他认为农产品生产、流通和销售链条中的多头管理，缺乏统一标准的监管体系，也为不安全的农产品流入市场、走上餐桌创造了客观条件。
据他介绍，我国的农产品安全监管体系长期以来采取的是分段监管为主、品种监管为辅的模式，监管权限分属农业、质检、工商等多个部门。
以蔬菜为例。他告诉记者，根据现有流程，蔬菜进入批发市场前，主要由农业部门负责抽检；进入农贸市场后，则由工商部门负责；进入超市，则由质检部门负责。这意味着蔬菜从田头到餐桌，至少要经过三个部门，而这些部门各自为政，难以形成合力。
他说，按照现行管理体制，即使菜商的蔬菜在市场被查出农药残留超标，批发市场也很难将其销毁，仅能做到不允许该产品在被查市场销售。而菜商依然可以将不安全蔬菜转运到其他市场或者通过其他途径出售，照样走上市民的餐桌。
近些年来，由蔬菜、瓜果等农产品上的农药残留所引起的食物中毒事件频频发生，不仅暴露出农药使用监管的缺失和种植模式的落后，也充分反映了我国在农产品生产、销售、监管等关键环节上的漏洞和缺位。接受中国经济时报记者采访的相关人士表示，农产品安全管理是一项系统工程，如果不对“从田头到餐桌”整个农产品供应链的各个环节严加控制，就很难解决农产品安全问题。
市场：检出问题蔬菜的几率有限
武汉白沙洲农副产品大市场是农业部和商务部重点支持的农贸市场，年初引起广泛关注的海南“毒豇豆”事件，就是由该市场率先检测发现的。6月11日上午10时许，中国经济时报记者来到该市场调查采访。
“我们是郊区菜农，只要每年交130元钱买下这块牌子，就可以随时进市场卖菜，基本上是不用检测的。”在蔬菜交易区，一位刚交售完蔬菜的菜农陈大伯指着自己三轮车上的一块牌子对中国经济时报记者说。
在这块牌子上，标注着“武汉白沙洲天恒农产品经营管理有限公司”及其圆形公章，以及“自用洪山区青菱乡ZY——01XX（阿拉伯数字，为保护当事人，用X代替）”等字样。
或许因为不是交易高峰时间，在1个多小时的采访过程中，记者并未见到检测人员对进场交易的蔬菜进行检测。
对此，武汉白沙洲农副产品大市场检测中心主任郑莹秀在接受中国经济时报记者采访时表示，每天下午15时到第二日凌晨5时，才是市场交易的高峰期。
她告诉记者，武汉白沙洲农副产品大市场作为国家农业产业化重点龙头企业，承载着武汉及周边地区近70%的蔬菜等农产品的供给任务，每天进场交易的蔬菜在500万公斤左右，而市场检测人员只有12名，不可能把整个市场交易的蔬菜都检测一遍。
“我们主要是抽检，每天完成检测批次120－140个，基本上实行了对叶菜抽样检测的全覆盖。”郑莹秀对记者说。
她说，每一车菜也不可能是一块地里种出来的，而是可能由菜贩从多个菜农手中收购而来，即使其中有问题蔬菜，能抽中并被检出的几率也是极其有限，所以，放心与不放心是相对的。
据她介绍，除了对进场交易的蔬菜进行抽检外，目前她们主要的工作是对那些为学校食堂、机关团体食堂、超市供菜的各大配送公司送检的农产品（不含淡水鱼类产品）提供检测服务，开具检测证明。
“因为，没有我们的证明，他们的产品就进不去这些地方。”郑莹秀说。
田头：绿色防控技术遭遇推广难题
“我们村是（乐平）市无公害标准化蔬菜生产示范基地，农业部门经常会派人来地里检查，可不敢给蔬菜乱打药。”6月15日，在江西省乐平市乐港镇大路边村一块菜地旁，刚给辣椒打好农药的村民吴显相对中国经济时报记者说。
现年38岁的吴显相告诉记者，大路边村是个老蔬菜基地村，全村260多户，户户都以种植蔬菜为生。他本人初中毕业后就开始种菜，多次参加市里农业部门组织的农民田间学校，掌握了绿色防控技术使用和安全用药的方法，对于无公害蔬菜有着比较深的情绪。
以他种植的辣椒为例。除了肥料用的是农家肥——鸡粪外，农药也仅使用了硫酸铜（代森锰锌）加石灰水混合而成的低毒杀菌剂。
据记者了解，乐平市是有名的“江南菜乡”，种菜历史比较悠久，全市蔬菜种植面积29．8万亩，其中绿色食品标准化示范生产基地12．8万亩，是江西省最大的蔬菜种植基地县。早在上世纪八十年代，该市就倡导“统一预测预报，统一时间防治，统一效果评价”，推广绿色防控技术。但因当时农业技术社会化服务体系尚不健全，农民小田块分散、传统生产意识较强，绿色统防统治未能很好地推广开来。
近年来，乐平又启动了“乐平市蔬菜绿色无公害行动计划”，即运用物理防治、生物防治技术，并辅以少量高效、低毒、低残留生物农药防治等手段，对蔬菜病虫害实行有效防控，彻底改变了以往过分依赖化学农药防治病虫害的做法。
所谓无公害行动计划，据当地植保部门介绍，就是使用杀虫灯、诱虫板、性诱剂等物理技术诱杀害虫，再配以使用核多角体病毒、天然除虫菊素、甲维盐、阿维菌素等生物农药，加上科学的农事管理，虫害发生高峰期再使用一些高效、低毒、低残留的化学农药，从而达到绿色防控目标。
“这需要政府比较大的投入。”当地植保工作人员对本报记者说，一盏频振式杀虫灯的防控面积为30—50亩，使用年限不到8年，但每盏灯需一次性投入400多元，加上购买、更换灯管等费用，折合每亩地成本在7元以上；而使用诱虫板，折合每亩地成本为70—90元；生物农药每亩蔬菜成本需45元，总计一亩地投入200多元。如果没有政府部门的补贴资金，仅靠菜农自行投入，不太现实。
除此之外，上述植保工作人员认为，种植面积分散、品种不一也是一大瓶颈。他说，绿色防控最好是集中成片地防控，而当前的现实情况是农户一家一户分散种植，不但难以连片，所种植的品种也各不相同，制约了绿色防控技术推广。
菜贩：应从田头到餐桌全流程监管
按照规定，蔬菜进入市场前，有关部门要对其进行农药残留检测。因此，从理论上来说，即使在种植环节出现违规施药现象，监管部门也应该能把有毒蔬菜检测出来，从而挡住“毒菜”上桌。
对此，江西省乐平市蔬菜批发大市场一位自称搞了几十年蔬菜批发的叶姓菜贩在接受中国经济时报记者采访时表示，农产品安全管理是一项系统工程，如果不从“田头到餐桌”的整个农产品供应链的各个环节上严加控制，就很难解决农产品安全问题。
他说，中国有两亿多农户，每一个农户都是生产和经营主体，两亿多个主体同时生产，并同时进入市场交易。基于这个最基本的事实，依靠政府某些部门对两亿市场主体的交易活动进行监管，除成本高昂外，有效性也是可想而知的。
除此之外，他认为农产品生产、流通和销售链条中的多头管理，缺乏统一标准的监管体系，也为不安全的农产品流入市场、走上餐桌创造了客观条件。
据他介绍，我国的农产品安全监管体系长期以来采取的是分段监管为主、品种监管为辅的模式，监管权限分属农业、质检、工商等多个部门。
以蔬菜为例。他告诉记者，根据现有流程，蔬菜进入批发市场前，主要由农业部门负责抽检；进入农贸市场后，则由工商部门负责；进入超市，则由质检部门负责。这意味着蔬菜从田头到餐桌，至少要经过三个部门，而这些部门各自为政，难以形成合力。
他说，按照现行管理体制，即使菜商的蔬菜在市场被查出农药残留超标，批发市场也很难将其销毁，仅能做到不允许该产品在被查市场销售。而菜商依然可以将不安全蔬菜转运到其他市场或者通过其他途径出售，照样走上市民的餐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