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所谓听其言，观其行，十八大(三中全会)是听其言，你是看到它什么样的措施什么行为让你觉得它是在做的？
　　
　　柳传志：它其中真难做的事情有很多，比如涉及现在官场中利益的事情。在这一阶段除了打击贪腐的力度加大以外，好像看不出是有谁贪腐我不打，有谁贪腐我打，但是在以前的时候会让人感觉到有些地方明明有贪腐，谁都知道，他没动，这是不一样的。
　　
　　再比如提倡不许政府再浪费的问题，过年的时候开始定了一个八条，人们都以为是一说。但是最近可以看到，中秋节一直到现在，甚至定出来不许喝高档酒，政府请客吃什么价格的菜，连这个都定得很明确。再包括政府官员出差的时候，要部级官员才能住套间，公车的管理方式，甚至政府官员办公室尺寸大小，这些东西都做了规定，而且政府也通过各级政府包括中央部委都在进行群众路线教育，来检查自己是不是真正做。这些事情真的要往下做的话，最起码老百姓心里会踏实。
　　
　　这些事情实际上在真的按照政府提出的刚才说的市场化规则的话，会有多方面的矛盾，比如地方政府的和中央的矛盾、中央部委和中央的矛盾等等，大家其实最大的矛盾还是既得利益者本身产生的矛盾。现在政府能够在这些问题上真坚持，**真的坚持这么做，我觉得这确实是一个很好的兆头。
　　
　　我们国家在改革的时候千头万绪，在一定时间内，政府的措施要强硬一些我是可以理解的。举个例子，我以前非常烦的一件事就是坐飞机误点，我开会从来不愿意迟到，在北京市汽车我可以打提前量，比如我到东边去开会，我甚至可以前天晚上就在那边租个酒店住，免得第二天迟到。但飞机完全控制不了，误点一误四五个小时，经常性误点，我总不能白天提前一天飞到目的地吧。但最近我在统计，坐了8次飞机一直没误点。这件事情我相信它不仅是国务院能解决的，它一定跟某些军队部门还是有关系的。
　　
　　问：军队已经让出了一部分空域。
　　
　　柳传志：空域。因此你想想调整，如果是权力不相对集中的话，这些问题很扯皮的，这就是说在一种非常化的时期之内，特别是比如头绪很多很乱的时候，它实际上我觉得在某种情况下，相对集中我认为是必要的。
　　
　　谈在商言商
　　
　　问：今年有一部电影叫《中国合伙人》，很多人看到最后给你给其他企业家致敬的时候，自发地鼓掌，这是我之前从来没有遇到过的。我的理解是大家对中国企业家这个阶层有所期待。
　　
　　柳传志：是。
　　
　　问：但在这个时候你又告诉企业家们要在商言商，不能去过多地讲政治，现在十八大和三中全会之后你会不会改变这样一个观念呢？
　　
　　柳传志：其实在商言商本身这个词看怎么理解。在商言商并不等于不关心国家的事情，也不等于不讨论这方面的问题，只是看多大的范围。我作为一个商人，实际上我对政治或者是其他社会方面的科学理解得是不透彻的，我只是站在我自己的角度上去理解。在这种情况下，我又在周围的人群里有一定的影响力，我觉得我还是谨慎为好，尤其在那个敏感时期，我觉得最好的做法还是把自个儿的事情做好。
　　
　　比如农业，我大声地呼吁做农业产品的各个公司应该怎么样，讲诚信，我们都是中国人。但你说这话还不如你自己好好做个样子，这就是我对这个事情的理解。我凡是到商学院讲什么话，一定不讲那些我不懂的事，一定是我自己做过的事，或是我朋友我亲眼见过他做过的事情来作为内容。所以这里面第一有的事情我确实不懂，第二个我觉得对我们来说，可能用行为用事实来说话比自己讲的话可能更有力。还有一点他也不等于自己不关心什么事情，大概就是这样。
　　
　　问：你讲过一句话，说中国是需要改革和改良的，把我们价值观中的一部分和普世价值有矛盾的逐渐变成大家有共性的理念。你觉得中国人的价值观和普世价值有矛盾是哪些，可以通过什么样的步骤或者手段把它改变成能跟普世价值融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