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字号节会“官转民”探索 节会减少被推向市场
据不完全统计，以往每年，重庆市各地举办的“农字号”节会总数在100个以上。中央“八项规定”出台后，市农委参与的节会由原来的40多个减少为1个，各区县自主兴办的节会也大幅减少，仅存的节会也被推向了市场，由合作社、协会、业主、企业、农户等自办——
6月21日，渝北兴隆第五届杨梅文化节拉开帷幕。和往年不同的是，今年杨梅节由当地4位农民筹资50万元自办，而往届杨梅节上占主导地位的政府则退居幕后。
南天门杨梅加工专业合作社负责人朱小琼是此次出资办杨梅节的农民之一。她说：“政府连续举办了4届杨梅节，扩大了兴隆杨梅的知名度。今年政府把杨梅节推向市场，我们这些受益农户当然要接过手来把节办好。”
记者在渝北、江北、合川、江津、潼南、铜梁等地采访时发现，各地政府基本上都退出了农字号节会的主办，转而鼓励引导农民成为办节“主角”。
农字号办节要么取消，要么被推向市场
兴隆镇2004年开始种杨梅，目前种植杨梅1。7万亩，其中2000亩达产，年产销鲜果约9万公斤。
从2010年开始，渝北区委、区政府连续举办了4届杨梅节，兴隆杨梅每公斤鲜果的价格从最初的40元涨到了60元，仅2013年就通过杨梅节为当地农户带来各种经济收入700多万元。
今年5月，眼看杨梅就要成熟了，果农们都去镇政府打听何时举办杨梅节，得到的答复却是“政府要把杨梅节推向市场，鼓励果农自办”。朱小琼当即找来杨大秀、王兵、徐学福等3个杨梅种植大户，大家商议后一致决定——自己凑钱办！
朱小琼所在专业合作社杨梅达产面积最大，她率先表态拿出30万元，其余3个种植大户也拿出20万元，凑足50万元成立组委会办起了杨梅节。
无独有偶，早在今年3月，江津石门镇的6位农民也自筹15万元办起了采果节，自己吆喝着卖清见、W－默科特、春见、卡拉卡拉等晚熟柑橘品种。而在今年4月，铜梁县蒲吕镇的玫瑰花旅游文化节也是由玫瑰园业主主办，并推出了购票进园赏花“新政”。
“以前办节都是由政府大包大揽，目的就是为农产品销售打开销路。”渝北区农委有关负责人称，渝北是个农业大区，为了发展观光农业，区委、区政府曾相继推出了重桥葡萄节、兴隆杨梅节、玉峰山樱桃节、印盒李花节等10多个涉农节庆活动。自中央“八项规定”和“节俭办会”的要求出台后，以往在节庆活动中占主导地位的政府开始退居幕后，涉农节庆活动也是大幅缩减。“目前渝北仅存的五六个涉农节庆活动，全部由合作社、协会、业主、企业、农户等主办。”
不止是渝北。2006年，我市首个年猪文化节在江北区五宝镇诞生，这也是五宝镇惟一的一个农字号节庆活动。然而政府在连续举办八届后，也于去年停办了这一节庆活动。
记者了解到，过去市农委几乎和每个农业区县都要共同主办一个或者两个农字号节会——据不完全统计，每年市农委参与主办的农字号节会至少有40个。如果算上区县政府自己主办的农字号节会，总数则在100个以上。如今，市农委和区县共同主办的节会仅保留了与荣昌县共同主办的中国畜牧科技论坛，而区县政府自己主办的农字号节会也是大幅缩减。在市级层面，我市农字号节会也仅保留了由农业部和市政府共同主办的中国西部（重庆）国际农产品交易会。
节会市场化，效果更明显
“以前忙上三个月，就为了请领导请客商搞个开幕式，结果名义上一个多月的节会，半天就完了，老百姓怎么会满意。”一位不愿意透露姓名的政府人士称，“而且即便所有环节都做得扎扎实实，还要看天的脸色。”
市场的嗅觉是敏锐的，理念的变化也带来办节模式的自动刷新。
自办杨梅节，朱小琼等4位组委会成员都格外尽心：吸取以往办节经验，他们觉得开幕式不实在，于是将省下的钱拿到江北、渝北、沙坪坝、南岸等地做楼栋广告，吸引主城居民前来；过去游客曾提出果园步道比较烂，他们提前就组织村民对步道进行了整修；发现现在的年轻人都喜欢上网，他们又通过网络论坛、微信群等形式加大宣传……“6月21日和22日两天恰逢周末，虽然下起了雨，但是我们依然接待游客两万人次，销售杨梅8000公斤。”
而江津石门镇的6位农民也吸取过去办节的不足，不仅在江津城区到石门镇沿途每个岔路口都安上了指路牌，还把开幕式办到永川去，吸引了不少周边区县的游客前来捧场。
“以前办节，大部分都是财政买单，企业不感兴趣，还出现过摊派的现象。今年我们把菜花节推向市场，通过企业冠名赞助，吸引社会资本，在短短的15天里，就筹资150万元。”潼南县旅游局局长周自果称，今年潼南菜花节完全市场化，在票务销售方面也实行公司统一管理，有效控制了人情票，减少了部门单位等行政票务支出，共带来364万元的门票收入，同比增长40％。
铜梁蒲吕镇的玫瑰花旅游文化节效果也不错。玫瑰园业主汪兴平接手玫瑰花旅游文化节后，就忙着找公司策划、完善景区基础设施，进行前期宣传……足足忙了一个多月。4月27日，玫瑰园开园仅一周，就接待游客9。25万人，门票收入近200万元。汪兴平说：“除了门票收入，生态猪、玫瑰面等特色农产品的收益也相当可观，真没想到这千亩玫瑰花园能因此增值上百万元。”
记者在多地实地采访时了解到，虽然将农字号节会推向了市场，主办节会的合作社、协会、业主、企业、农户也多是第一次办节，但均取得了不错的效果。
政府转身重服务，至少降低了70％的行政成本
北京大学节庆研究中心主任邓峰认为，我国众多地方节庆需要“补课”，要“补百姓接纳并喜闻乐见的课、文化积淀的课和市场化办节的课”。他表示，区域节庆是当地文化与经济共同作用的产物，不能急功近利向节庆定指标，单纯要招商引资业绩。
渝北、江津等地农民自办节会，算是走出了市场化办节的路子。但是节会在办的过程中怎样进行高效的市场化操作，也许才刚刚“破题”。“节”是一种比较特殊的事物，有其特定的运行规律，假如政府完全放任不管，其效果未见得就那么美好。那么，将节会推向市场后，政府究竟该怎么做呢？
江津石门6位农民自办采果节，成立了组委会，下设综合组、宣传组、会展组和后勤组，组长由大户们自行担任。但是石门镇的镇领导也参与进来了，担任的却是“副职”———副镇长刘亮是综合组组长的副手，帮忙统筹协调；镇宣传委员苏昭霞是宣传组组长的副手，帮忙处理广告发布、展板及标识标牌设置等事宜。苏昭霞说：“镇领导加入‘组委会’是考虑到果农们是第一次自己办节，担心他们经验不足。”
而渝北兴隆镇4位农民自办杨梅节后，镇领导则全部退居幕后，做一些服务工作，比如交通疏散、沿途公路整治等。副镇长陈正进说，果农们在办节过程中如果遇到困难，我们会在需要的时候提供一些帮助，比如推广宣传、安全防护等。节会期间，还会派出执法人员加强监管，确保游客各方面安全。
尤其值得一提的是，市场化办节还降低了行政成本。以兴隆杨梅节为例，以前政府办节投入最多的一届达到了100万元。“现在这些节约下来的钱主要用于扶持产业发展、改善基础设施等方面，多做一些改善民生的实在事。”渝北兴隆镇宣传委员邹燕妮如是说。
据初步估算，我市今年将这些节会市场化后，至少降低了70％的行政成本。
专家观点
重庆工商大学产业经济研究院教授骆东奇：
市场化办节是趋势
政府退居幕后，将节庆推向市场是一种趋势。节庆是很多地区从事文化宣传、产业发展、产业推广，提高影响力和知名度的重要手段和办法，但不少节庆存在浪费和奢侈现象，很多小地方请大人物简直不计成本。所以在运行模式上，可通过市场化、竞标的形式举办，甚至可以像世界杯一样有收益的举办，以节养节，以活动养活动。从国内外经验看，节庆要想走得更远，运用开放的视野和商业运作也是成功的关键。我市部分区县采取合作社、协会、业主、企业、农户自办的方式将节庆推向市场算是开了一个好头，既达到了节俭办会的目的，也节约了行政成本，可以说是一举两得。
重庆社科院区域经济研究中心主任李勇：
政府应有所为有所不为
节会推向市场后，政府并不是撒手不管了，而应该有所为有所不为，规范权力运行，管住管好政府该管的事，减少对微观经济活动的直接干预。相关职能部门应做好本职工作，同时引导节会向好的方面发展完善。此外，政府也应该做好监管，比如有的地方就是一个村搞节会，为了凸显高端大气上档次，经常冠以“国际”字眼，市民到后却发现名不副实，这些都应该有所规范。
它山之石
吐鲁番葡萄节：
政府退居幕后省下200多万元
2011年，第20届“中国丝绸之路吐鲁番葡萄节”被推向市场，引入了商业化运作模式，并向全国发出招商公告。而之前的前19届，一直都由政府主办。
首次被推向市场的吐鲁番葡萄节在2011年的节会上，签约金额就达59亿元，规模、参与人数、规格、活动都是之前的葡萄节无法比拟的。花费仅有100万元，相比以前的政府主导办节，支出减少了近2／3、省下200多万元。
自此，吐鲁番葡萄节完全市场化运作。
德国慕尼黑啤酒节：
盛大的民间节日
全球闻名的德国慕尼黑啤酒节起源于1810年，1880年起开始市场化运作，不需门票。直到现在，每年慕尼黑啤酒节的开幕式也只是在一个临时搭起的大帐篷里举行，没有丝毫铺张浪费。
就是这个完全市场化、政府只在其中起协调引导作用的节会，一年要接待大约700万来自全世界的客人，为整个城市带来10亿欧元规模的经济效益，成为各国游客狂欢的盛大节日。
6月21日，渝北兴隆第五届杨梅文化节拉开帷幕。和往年不同的是，今年杨梅节由当地4位农民筹资50万元自办，而往届杨梅节上占主导地位的政府则退居幕后。
南天门杨梅加工专业合作社负责人朱小琼是此次出资办杨梅节的农民之一。她说：“政府连续举办了4届杨梅节，扩大了兴隆杨梅的知名度。今年政府把杨梅节推向市场，我们这些受益农户当然要接过手来把节办好。”
记者在渝北、江北、合川、江津、潼南、铜梁等地采访时发现，各地政府基本上都退出了农字号节会的主办，转而鼓励引导农民成为办节“主角”。
农字号办节要么取消，要么被推向市场
兴隆镇2004年开始种杨梅，目前种植杨梅1。7万亩，其中2000亩达产，年产销鲜果约9万公斤。
从2010年开始，渝北区委、区政府连续举办了4届杨梅节，兴隆杨梅每公斤鲜果的价格从最初的40元涨到了60元，仅2013年就通过杨梅节为当地农户带来各种经济收入700多万元。
今年5月，眼看杨梅就要成熟了，果农们都去镇政府打听何时举办杨梅节，得到的答复却是“政府要把杨梅节推向市场，鼓励果农自办”。朱小琼当即找来杨大秀、王兵、徐学福等3个杨梅种植大户，大家商议后一致决定——自己凑钱办！
朱小琼所在专业合作社杨梅达产面积最大，她率先表态拿出30万元，其余3个种植大户也拿出20万元，凑足50万元成立组委会办起了杨梅节。
无独有偶，早在今年3月，江津石门镇的6位农民也自筹15万元办起了采果节，自己吆喝着卖清见、W－默科特、春见、卡拉卡拉等晚熟柑橘品种。而在今年4月，铜梁县蒲吕镇的玫瑰花旅游文化节也是由玫瑰园业主主办，并推出了购票进园赏花“新政”。
“以前办节都是由政府大包大揽，目的就是为农产品销售打开销路。”渝北区农委有关负责人称，渝北是个农业大区，为了发展观光农业，区委、区政府曾相继推出了重桥葡萄节、兴隆杨梅节、玉峰山樱桃节、印盒李花节等10多个涉农节庆活动。自中央“八项规定”和“节俭办会”的要求出台后，以往在节庆活动中占主导地位的政府开始退居幕后，涉农节庆活动也是大幅缩减。“目前渝北仅存的五六个涉农节庆活动，全部由合作社、协会、业主、企业、农户等主办。”
不止是渝北。2006年，我市首个年猪文化节在江北区五宝镇诞生，这也是五宝镇惟一的一个农字号节庆活动。然而政府在连续举办八届后，也于去年停办了这一节庆活动。
记者了解到，过去市农委几乎和每个农业区县都要共同主办一个或者两个农字号节会——据不完全统计，每年市农委参与主办的农字号节会至少有40个。如果算上区县政府自己主办的农字号节会，总数则在100个以上。如今，市农委和区县共同主办的节会仅保留了与荣昌县共同主办的中国畜牧科技论坛，而区县政府自己主办的农字号节会也是大幅缩减。在市级层面，我市农字号节会也仅保留了由农业部和市政府共同主办的中国西部（重庆）国际农产品交易会。
节会市场化，效果更明显
“以前忙上三个月，就为了请领导请客商搞个开幕式，结果名义上一个多月的节会，半天就完了，老百姓怎么会满意。”一位不愿意透露姓名的政府人士称，“而且即便所有环节都做得扎扎实实，还要看天的脸色。”
市场的嗅觉是敏锐的，理念的变化也带来办节模式的自动刷新。
自办杨梅节，朱小琼等4位组委会成员都格外尽心：吸取以往办节经验，他们觉得开幕式不实在，于是将省下的钱拿到江北、渝北、沙坪坝、南岸等地做楼栋广告，吸引主城居民前来；过去游客曾提出果园步道比较烂，他们提前就组织村民对步道进行了整修；发现现在的年轻人都喜欢上网，他们又通过网络论坛、微信群等形式加大宣传……“6月21日和22日两天恰逢周末，虽然下起了雨，但是我们依然接待游客两万人次，销售杨梅8000公斤。”
而江津石门镇的6位农民也吸取过去办节的不足，不仅在江津城区到石门镇沿途每个岔路口都安上了指路牌，还把开幕式办到永川去，吸引了不少周边区县的游客前来捧场。
“以前办节，大部分都是财政买单，企业不感兴趣，还出现过摊派的现象。今年我们把菜花节推向市场，通过企业冠名赞助，吸引社会资本，在短短的15天里，就筹资150万元。”潼南县旅游局局长周自果称，今年潼南菜花节完全市场化，在票务销售方面也实行公司统一管理，有效控制了人情票，减少了部门单位等行政票务支出，共带来364万元的门票收入，同比增长40％。
铜梁蒲吕镇的玫瑰花旅游文化节效果也不错。玫瑰园业主汪兴平接手玫瑰花旅游文化节后，就忙着找公司策划、完善景区基础设施，进行前期宣传……足足忙了一个多月。4月27日，玫瑰园开园仅一周，就接待游客9。25万人，门票收入近200万元。汪兴平说：“除了门票收入，生态猪、玫瑰面等特色农产品的收益也相当可观，真没想到这千亩玫瑰花园能因此增值上百万元。”
记者在多地实地采访时了解到，虽然将农字号节会推向了市场，主办节会的合作社、协会、业主、企业、农户也多是第一次办节，但均取得了不错的效果。
政府转身重服务，至少降低了70％的行政成本
北京大学节庆研究中心主任邓峰认为，我国众多地方节庆需要“补课”，要“补百姓接纳并喜闻乐见的课、文化积淀的课和市场化办节的课”。他表示，区域节庆是当地文化与经济共同作用的产物，不能急功近利向节庆定指标，单纯要招商引资业绩。
渝北、江津等地农民自办节会，算是走出了市场化办节的路子。但是节会在办的过程中怎样进行高效的市场化操作，也许才刚刚“破题”。“节”是一种比较特殊的事物，有其特定的运行规律，假如政府完全放任不管，其效果未见得就那么美好。那么，将节会推向市场后，政府究竟该怎么做呢？
江津石门6位农民自办采果节，成立了组委会，下设综合组、宣传组、会展组和后勤组，组长由大户们自行担任。但是石门镇的镇领导也参与进来了，担任的却是“副职”———副镇长刘亮是综合组组长的副手，帮忙统筹协调；镇宣传委员苏昭霞是宣传组组长的副手，帮忙处理广告发布、展板及标识标牌设置等事宜。苏昭霞说：“镇领导加入‘组委会’是考虑到果农们是第一次自己办节，担心他们经验不足。”
而渝北兴隆镇4位农民自办杨梅节后，镇领导则全部退居幕后，做一些服务工作，比如交通疏散、沿途公路整治等。副镇长陈正进说，果农们在办节过程中如果遇到困难，我们会在需要的时候提供一些帮助，比如推广宣传、安全防护等。节会期间，还会派出执法人员加强监管，确保游客各方面安全。
尤其值得一提的是，市场化办节还降低了行政成本。以兴隆杨梅节为例，以前政府办节投入最多的一届达到了100万元。“现在这些节约下来的钱主要用于扶持产业发展、改善基础设施等方面，多做一些改善民生的实在事。”渝北兴隆镇宣传委员邹燕妮如是说。
据初步估算，我市今年将这些节会市场化后，至少降低了70％的行政成本。
专家观点
重庆工商大学产业经济研究院教授骆东奇：
市场化办节是趋势
政府退居幕后，将节庆推向市场是一种趋势。节庆是很多地区从事文化宣传、产业发展、产业推广，提高影响力和知名度的重要手段和办法，但不少节庆存在浪费和奢侈现象，很多小地方请大人物简直不计成本。所以在运行模式上，可通过市场化、竞标的形式举办，甚至可以像世界杯一样有收益的举办，以节养节，以活动养活动。从国内外经验看，节庆要想走得更远，运用开放的视野和商业运作也是成功的关键。我市部分区县采取合作社、协会、业主、企业、农户自办的方式将节庆推向市场算是开了一个好头，既达到了节俭办会的目的，也节约了行政成本，可以说是一举两得。
重庆社科院区域经济研究中心主任李勇：
政府应有所为有所不为
节会推向市场后，政府并不是撒手不管了，而应该有所为有所不为，规范权力运行，管住管好政府该管的事，减少对微观经济活动的直接干预。相关职能部门应做好本职工作，同时引导节会向好的方面发展完善。此外，政府也应该做好监管，比如有的地方就是一个村搞节会，为了凸显高端大气上档次，经常冠以“国际”字眼，市民到后却发现名不副实，这些都应该有所规范。
它山之石
吐鲁番葡萄节：
政府退居幕后省下200多万元
2011年，第20届“中国丝绸之路吐鲁番葡萄节”被推向市场，引入了商业化运作模式，并向全国发出招商公告。而之前的前19届，一直都由政府主办。
首次被推向市场的吐鲁番葡萄节在2011年的节会上，签约金额就达59亿元，规模、参与人数、规格、活动都是之前的葡萄节无法比拟的。花费仅有100万元，相比以前的政府主导办节，支出减少了近2／3、省下200多万元。
自此，吐鲁番葡萄节完全市场化运作。
德国慕尼黑啤酒节：
盛大的民间节日
全球闻名的德国慕尼黑啤酒节起源于1810年，1880年起开始市场化运作，不需门票。直到现在，每年慕尼黑啤酒节的开幕式也只是在一个临时搭起的大帐篷里举行，没有丝毫铺张浪费。
就是这个完全市场化、政府只在其中起协调引导作用的节会，一年要接待大约700万来自全世界的客人，为整个城市带来10亿欧元规模的经济效益，成为各国游客狂欢的盛大节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