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要提高农药化肥价格,让他们(农民)用不起。”3月8日上午,全国政协委员、华南农大副校长温思美在民盟5组政协委员分组讨论中说,以前农民一大早起来,都要拿筐子出去拾粪,现在他们对畜禽粪便等农家肥都不愿费力气了。(3月9日《南方都市报》)
　　
　　这一由两个目的关系分句组成的复句,在两会期间出自于一位农大副校长之口,又在舆论普遍谴责农资涨价剥夺了农产品生产者利益的当下,招惹来质疑反对之声也不足为奇。
　　
　　3月9日下午,还在北京两会现场的温思美接受南方农村报记者连线采访,温解释,本来是想表达在食品安全、农业污染、化肥过度使用的背景下,一方面可提高农产品价格,补贴生产要素,保证农户的积极性和种粮水平；另一方面通过特定的手段引导和限制农民施用化肥。
　　
　　其实,温思美“耸人之语”抛出的是个大题目:在环保、食品安全等民生热点下,如何在减少农药化肥使用、保证农产品供给、保障农民利益三者之间寻找到最佳平衡点和最大“公约数”。
　　
　　众所周知,我国作为世界上头号人口大国,能以占世界7%的耕地养活了占世界20%的人口,化肥起到相当作用。
　　
　　但是,另一组数据却显示化肥消费量与粮食产量并无持续的正相关关系。据《中国统计年鉴》,1978年我国化肥施用量884万吨,2008年达到5239万吨,30年增加了83%,而我国粮食产量仅增加了42%,而且粮食产量在1998年达到高点后连续5年下降,截至2008年才恢复到1998年的水平。2010年初,三农学者温铁军和绿色和平联合发布了《氮肥的真实成本》报告称,如果以2008年为例,中国竟有近1/4总产量的氮肥流失到农田之外,不仅无助于粮食生产,更成为污染之源。
　　
　　同时,化肥施用带来的重金属和有毒元素污染、硝酸盐累积等负面影响逐渐放大。最典型的一种说法是:“土地施化肥,好比抽大烟(鸦片)”,认为土地只要施了化肥,就离不开化肥,越施越多,最后毁了土地。
　　
　　农药的使用,更是争议满天飞。正方称全球气候变暖、病虫害趋重,农药是佑护庄稼的天使；反方以1962年美国女作者蕾切尔·卡逊出版的《寂静的春天》为代表,描绘了一幅非常残酷的画面:由于农药的滥用,环境遭到极大破坏,生物濒临灭绝。加之近年来农产品农残超标事件不时发生,让人们对农药的恐惧心理前所未有。去年欧洲议会环境委员会要求10年内农药施用减半。
　　
　　现有的证据足够支撑“农药化肥弊大于利”吗?也未必。中国农科院研究员林葆研究国内外肥料上百年的试验资料总结到,有机肥(包括农家肥)和化肥在提高土壤肥力方面的作用是一致的,根本得不出化肥消耗地力、破坏土壤的结论。2009年湖北省农业厅做了一次大型对比实验,结果显示,在不打农药的情形下,粮食收成仅相当于目前的20%。
　　
　　倘若农民觉得能保证收成,绝不会多花钱多施几次肥、多喷几次农药,何况近年来化肥农药一年一个价,近10年来化肥农药价格已经翻倍,那么再推它一把,可行吗?先不说价格高涨或致农民弃田引发粮食安全危机,而且农产品价格没有市场化,多年来农民往往刚开始享受农产品价格上涨带来的利润,便会遭遇以保障民生为名的强制性行政干预,农民正在承受化肥农药价格涨速远远大于农产品涨速带来的压力。要给农民补贴生产要素,除了补贴平均数之微不足道,各种惠农补贴政策执行中的变形走样令效果难以期待。
　　
　　至于政府强制调控农资价格就更是纸上谈兵。化肥、农药行业日趋国际化,尤其是农药,目前政府没有设立农药价格调控制度。为平抑化肥价格波动,2005年开始建立淡储制度,只见近几年化肥产能过剩而价格依然上行。按照中国政府加入WTO的承诺,到2006年12月11日,中国对外资全面放开包括化肥在内的农资产品市场,所以客观上难以制定统一的价格政策。从上下游关系看,化肥生产用煤炭、硫磺等原料价格已完全市场化且变化频繁,对化肥价格实行限制政策,不利于企业正常组织生产经营活动。而且我国化肥资源充裕,已经具备了改革化肥价格形成机制的条件,更不应该为了增加农家肥使用而收紧化肥价格市场化政策。
　　
　　总之,农民在意的是农业收益,政府能从生产、流通、市场销售、信息对接等做好本职服务监督工作,不让农民受到无辜伤害,也就谢天谢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