哀牢山上的传奇
文|张奕 江南
2002年春夏之交的一个下午，一场大雨刚过，山风拂面，夕阳普照。一个老人头戴一顶遮阳草帽，脚踩一双运动鞋，凝望着眼前连绵起伏的哀牢山。刚经过泥石流洗礼的荒山，沟壑纵横，满目疮痍，是村民们所说的“鸟不拉屎”的地方。
不知不觉，落日熔金，倦鸟归巢，陷入遐思的老人长长吐出一口气。他下定决心，在有生之年将与脚下的这片土地同生共长。他要在这里开荒种果树。
这位老人，就是褚时健。这一年，他74岁。
一年后，万科集团董事长王石[微博]到果园来看望他。褚时健给王石讲他的冰糖橙的习性和高原水土的关系，憧憬着6年后全面挂果的场景。这种情景给了王石巨大震动，称他是“一个受人尊敬的企业家”。王石说：“橙子挂果要6年，他那时已经快75岁了。你想象一下，一个近75岁的患有严重糖尿病的老人，戴一个大墨镜，穿着破圆领衫，兴致勃勃地跟我谈论橙子挂果是什么情景。虽然他境况不佳，但他作为企业家的胸怀呼之欲出。我当时就想，如果我遇到他那样的挫折，到了他那个年纪，我会想什么？我知道，我一定不会像他那样勇敢。”
十年弹指一挥间。2013年10月，哀牢山上2400亩橙园迎来了又一个收获的季节。已经85岁高龄的褚时健，手里握着一个刚采摘下的橙子，缓慢地剥开，品尝着浓甜中略带的一丝微酸。一双依然有神的眼睛望着远处的果林，眼眶渐渐湿润，像是在品尝自己的人生。
“对别人要有同情心才行”
1928年，褚时健出生在云南省玉溪市华宁县一个农民家庭，属牛，天生就是倔强和吃苦耐劳的性格。小小年纪，褚时健就跟着大人们学酿酒。放粮、蒸煮、搅拌、捞渣、接漏，酿酒的每一道工序，褚时健都会。酿酒需要700多斤粮，1000多斤燃料，全靠他一人打理。
1949年，褚时健刚读到高一，决定投笔从戎，参加了云南武装边纵游击队，成为中国人民解放军滇桂黔边区纵队14团的一名战士。跟他一同加入革命队伍的，还有他的两个堂哥。一次剿匪战斗中，两个哥哥相继死于敌人的枪口。为了能找回哥哥的遗体，他硬是迎着枪弹往里冲，在枪林弹雨中坚持了两个多小时，终于找到了两个哥哥的遗体，活着走出了战场。
这一仗后，指导员和战友们对这个二十出头的毛头小伙子刮目相看。很快，有文化、打仗勇敢的褚时健就当上了指导员。
当指导员时，褚时健让人印象深刻的是能够顺利完成征粮任务。清匪反霸，几十万大军需要向当地百姓征粮作为战用物资。征粮工作中，褚时健总比别人征得快。别人要三四个月，他只要一二十天就完成任务。“从小我觉得对别人要有同情心才行，征粮虽说是政策，但收粮农民总会不高兴。绝不能让农民有多少交多少，一定要给农民留下一部分。要自己好，也要别人好。”60年多后，忆起当年，褚时健如是说。
1955年，27岁的褚时健担任玉溪地区行署人事科长。当年7月，中央在全国范围内开展肃反运动，褚时健被指定为“深挖美蒋特务”专案组组长。然而，一个小小的玉溪，到哪里去找美蒋特务呢？此时，有人向褚时健举报了一个当地很有名望的医生罗载兴。此人曾经在西昌跟着一个美国人当过牧师，而这个美国人名叫任福根，是北京已经破获的一个美国特务组织的负责人。专案组如获至宝，群情振奋。但褚时健详细看了罗载兴的交代材料，觉得漏洞百出，逻辑矛盾，于是亲自审问，发现罗载兴是屈打成招。作为专案组组长，褚时健让罗载兴写了一份详细的材料说明，签字画押后就把人放了。放走大鱼，当时很有部分人认为他肃反不力。
“肃反运动”后，接着是“反右运动”。1957年，褚时健被任命为玉溪专署反右工作组小组长，上面给他们定下了反右指标。开始是3%，后来是4%～5%。“这样的数字心里总觉得不对头，老是觉得整不下去，结果他们就说我手软，手软就说明你本身是右派。”褚时健哭笑不得。
此时其他地方的反右指标已经达到15%甚至20%，而褚时健连5%的指标都没有完成。反右不力，加上褚时健不愿配合一个领导给他自己谋好处的暗示，得罪了专员，从反右工作者被打成了右派。
1958年，新出炉的“右派”褚时健被发配到元江县红光农场改造。到农场两周后，褚时健病倒了，感染上了恶性疟疾，七八天过后，已经神志不清了。这时，傣族老乡找来一个医生。这个医生看见是褚时健，从怀中的油布包中小心翼翼地取出两片黄色药片，撬开他的嘴唇，用开水灌了下去。24个小时后，褚时健悠悠醒来，才认出这个医生正是前段时间被他“无罪释放”的“美蒋特务”罗载兴，而这两片救了他命的黄色药片竟然就是那个“美国特务”任福根送给罗载兴的两片西药“奎宁”。
如果世间真有轮回，那么这就是了。
从糖厂神人到“中国烟王”
1963年，褚时健奉上级指令，以“待罪之身”、“摘帽右派”的身份调入新平县戛洒糖厂工作。当时的戛洒糖厂，已经亏损了10多万元，工艺落后，1斤糖需要5斤燃料，而且品质很差。为了制糖，戛洒江边茂密的森林被砍了个精光。褚时健的到来，彻底改变了这种现状。缺人手，他就亲自上阵，一人负责一条灶；原料差，他就号召当地人种甘蔗，用甘蔗渣榨糖。他将4吨的锅炉改为10吨，硬是将一个半死不活的厂从倒闭边缘拉了回来，一年盈利30多万元。
一次，锅炉出了毛病，在榨糖旺季停摆了，全厂人都很着急。厂里的老锅炉工看了看情况，连连摇头说，这台锅炉已经老得不能再老了，唯一的办法是重新购买。买新锅炉，对于小小糖厂无异于伤筋动骨。褚时健不相信，一定要修，老锅炉工就说，要想修也不是我们这几个人能修好的，起码得到新平县或者玉溪市去找高手来才行。
听着大家七嘴八舌的议论，褚时健皱着眉头围着锅炉转了几圈。然后，他找过一把螺丝钳子，弯下腰去，用力拉开了炉门。此时的锅炉，刚熄火不久，炉门一打开，一股浓烟就扑了出来。褚时健咳嗽了几声，待浓烟散去，竟然一弯腰钻进了锅炉。老锅炉工一看急了：“你不要命了？赶紧出来！”锅炉内壁温度相当高，褚时健刚一进去就觉得浑身上下都快被烤焦了。一旁的老锅炉工呆住了，赶紧转身去找水桶。不到一分钟，褚时健带着一股焦臭味从锅炉门里钻了出来，浓密的头发上，已经有丝丝白烟冒出，衣袖上也有火星迸溅。还没来得及说话，老锅炉工一桶凉水便兜头而下。褚时健不顾浑身上下的水滴，用钳子敲了敲锅炉壁，说：“试试看。”还真神了。也不知道他在里面鼓捣了啥，反正这锅炉又可以重新开工了。之后，厂里的人都说厂长简直是个神人，厂里的两路造反派都不舍得往死里整他，批斗时走走过场。
在戛洒糖厂，他整整待了14年。如今，糖厂依然红红火火。
1979年，一辆解放牌大卡车把年过半百的褚时健一家人以及几包简单行李送进玉溪卷烟厂的大门。在这里，褚时健干了三件事。
一是团结人心。一进厂，褚时健就看到了工人们祖孙三代六七口人挤在10多平方米房间里的窘况。于是他决定把全厂能动用的100多万元集中起来，为职工们修建3栋72户宿舍楼，让大家在新房里过年。
二是引进设备。褚时健不怕背贷款，冒着还不上贷款要坐牢的风险，1984年贷款2300万美元，引进外国先进设备，让玉溪卷烟厂一举跨入了世界级烟厂之列。那时，有好几次，褚时健跑去找弟弟褚时佐，说一旦出了问题让弟弟帮忙照顾好侄儿侄女。
三是改良烟叶。烟叶是烟草质量的关键。褚时健与地方政府合作，厂里提供资金、技术、化肥，帮助农民修建基础设施，整体独家收购烟叶。这一后来被大力推崇的“烟田是企业生产的第一车间”的概念，由于捞过界侵犯了烟草公司的地盘而受到当时烟草管理体制的反击。褚时健不仅没有屈服，反而提出了“三合一体制”——烟厂厂长兼任专卖局局长和烟草公司经理。不久，从褚时健这个“出头鸟”起头，全国烟草行业开始推行这一套生产管理体制。
褚时健的三件事，直接产生了两个结果。一是烟厂成为创利税大户，仅“红塔山”品牌上个世纪90年代就为国家创利税800多亿元，褚时健自己也光环加身，成为“中国烟王”；二是当地农民种烟发了财，许多贫困山区不断出现万元户，农村基础设施水平也大大提高了。
落寞之后的传奇
1995年2月，一封发自河南的匿名检举信寄到中央纪检委。信中称：河南洛阳的个体烟贩林政志勾结三门峡烟草公司，通过向褚时健的亲属**取得卷烟指标，获利800余万元。随后，褚时健妻女被捕，女儿在狱中自杀。1997年，褚时健因“私分账外款项300多万美元”被捕，并被判处无期徒刑。
对自己的罪行，褚时健后来如此描述：“当时新的总裁要来接任我，我得把签字权交出去了。我也苦了一辈子，不能就这样交签字权。我得为自己的将来想想，不能白苦。所以我决定私分了300多万美元，还对罗以军（褚时代的集团总会计师）说，够了，这辈子都吃不完。”
褚时健一案引发了国企领导人薪酬制度的改革。就在他被判刑的第二年，红塔集团的总裁拿到了100万元的年薪。而褚时健当了18年的厂长，全部收入仅有88万元。
入狱时，褚时健71岁。在狱中，他积极递交汇报材料、打扫清洁卫生，连狱警都感动了。2002年春节，他因糖尿病保外就医。
刚出来时，有不少烟草企业的负责人找到他，希望他能复出，哪怕是只做烟草公司的顾问也行，甚至还有人找他去开矿。他想起在狱中时，弟弟带着老家种的橙子来看他，提到家乡很多农民不种烟了，种橙子又卖不起价钱。他想，如果有出去的那天，跟乡亲们再种种橙子，也是不错的选择。
2002年，褚时健和弟弟褚时佐一起，租下新平县戛洒镇一个破产的农场，开始种冰糖橙。
筹钱不难。“在处理我的事情的时候，他们给我留了120万元，说我在玉溪烟厂干了十几年，工资总共也没有几文钱。听说我要种橙子，几个有钱的朋友每人借我几百万元，一共1000万元。他们说，就是给你玩玩，玩没了也没关系。到2009年，这些债务都还清了。还钱的时候，他们又不肯要利息。”
承包第二年因营养不足，大多数果子谢了，2400亩地只收了14吨橙子。褚时健天天待在山上，与请来的农业专家和果农共同会诊。那时，他常常恼火、发愁，晚上睡不着觉。但专家也没办法，最后还是他自己通过翻资料找到了问题所在。
后来果子不掉了，但口感不好。褚时健买来书店里所有关于果树种植的书，一本一本地看，经常看到凌晨三四点。最后得出结论，一定是肥料结构不对。这种果子褚时健不敢卖，怕砸了牌子。第二年，他和技术人员改变肥料配比方法，果然，口味一下就上来了，甜度和酸度维持在18∶1左右。据说，这种用烟梗、鸡粪等调制的有机化肥，成本虽只有200多元，效果却赶得上1000元的化肥。
褚时健管理果园的方式是：专家+作业长+农户。从全国各地聘请专家做技术指导，从当地雇佣才干出众的农民为作业长进行分片管理，再从当地雇佣大量农户进行作业，实施承包制。作业长与农户责任清晰，奖惩分明。一个作业长一年可以收入5万多元，一个普通农民一年能挣2万元，还可以在山上养鸡养猪，远比在其他地方打工赚钱。
一开始，这种“云冠”橙子还是遇到了销售问题。当地冰糖橙品类众多，竞争激烈，10元能买到好几斤，而褚时健的橙子定价比市场上其他橙子高出数倍。于是，褚时健只好和老伴在街上促销。老伴在街上打一条横幅“褚时健种的冰糖橙”，很多人慕名而来，橙子很快销售一空。褚橙的名头也就此打响。
2012年11月5日，褚橙首次大规模进入北京、成都市场。远在美国的王石在微博上留言：“巴顿将军说过，衡量一个人的成功标志，不是看他登到顶峰的高度，而是看他跌到低谷的反弹力。”这条微博引起了人们的共鸣。各界精英人士纷纷为褚时健背书。褚橙热持续发酵，褚橙成为最抢手的橙子。
如今，2400亩的果园已经变成固定资产8000万元、年利润3000万元的橙子王国。
85岁的“橙王”褚时健正规划着橙园的未来。他准备做一个橙汁厂，把掉的果子拿去榨汁；他要把橙园扩大到1万亩，这和政府的要求一拍即合；“褚橙庄园”即将竣工，这是个集酒店、会议、观光于一体的现代化庄园。有投资公司专程去和他讨论有意运作褚橙上市。他听了连连摆手：“没这个心情跟他们玩。投资公司都要在上市后拿走股民一笔钱。我85岁了，管不了几年，上了市我拿了钱，但亏了股民，怕别人背后指指戳戳。”（本文摘自《勇者激扬：褚时健传》）
2002年春夏之交的一个下午，一场大雨刚过，山风拂面，夕阳普照。一个老人头戴一顶遮阳草帽，脚踩一双运动鞋，凝望着眼前连绵起伏的哀牢山。刚经过泥石流洗礼的荒山，沟壑纵横，满目疮痍，是村民们所说的“鸟不拉屎”的地方。
不知不觉，落日熔金，倦鸟归巢，陷入遐思的老人长长吐出一口气。他下定决心，在有生之年将与脚下的这片土地同生共长。他要在这里开荒种果树。
这位老人，就是褚时健。这一年，他74岁。
一年后，万科集团董事长王石[微博]到果园来看望他。褚时健给王石讲他的冰糖橙的习性和高原水土的关系，憧憬着6年后全面挂果的场景。这种情景给了王石巨大震动，称他是“一个受人尊敬的企业家”。王石说：“橙子挂果要6年，他那时已经快75岁了。你想象一下，一个近75岁的患有严重糖尿病的老人，戴一个大墨镜，穿着破圆领衫，兴致勃勃地跟我谈论橙子挂果是什么情景。虽然他境况不佳，但他作为企业家的胸怀呼之欲出。我当时就想，如果我遇到他那样的挫折，到了他那个年纪，我会想什么？我知道，我一定不会像他那样勇敢。”
十年弹指一挥间。2013年10月，哀牢山上2400亩橙园迎来了又一个收获的季节。已经85岁高龄的褚时健，手里握着一个刚采摘下的橙子，缓慢地剥开，品尝着浓甜中略带的一丝微酸。一双依然有神的眼睛望着远处的果林，眼眶渐渐湿润，像是在品尝自己的人生。
“对别人要有同情心才行”
1928年，褚时健出生在云南省玉溪市华宁县一个农民家庭，属牛，天生就是倔强和吃苦耐劳的性格。小小年纪，褚时健就跟着大人们学酿酒。放粮、蒸煮、搅拌、捞渣、接漏，酿酒的每一道工序，褚时健都会。酿酒需要700多斤粮，1000多斤燃料，全靠他一人打理。
1949年，褚时健刚读到高一，决定投笔从戎，参加了云南武装边纵游击队，成为中国人民解放军滇桂黔边区纵队14团的一名战士。跟他一同加入革命队伍的，还有他的两个堂哥。一次剿匪战斗中，两个哥哥相继死于敌人的枪口。为了能找回哥哥的遗体，他硬是迎着枪弹往里冲，在枪林弹雨中坚持了两个多小时，终于找到了两个哥哥的遗体，活着走出了战场。
这一仗后，指导员和战友们对这个二十出头的毛头小伙子刮目相看。很快，有文化、打仗勇敢的褚时健就当上了指导员。
当指导员时，褚时健让人印象深刻的是能够顺利完成征粮任务。清匪反霸，几十万大军需要向当地百姓征粮作为战用物资。征粮工作中，褚时健总比别人征得快。别人要三四个月，他只要一二十天就完成任务。“从小我觉得对别人要有同情心才行，征粮虽说是政策，但收粮农民总会不高兴。绝不能让农民有多少交多少，一定要给农民留下一部分。要自己好，也要别人好。”60年多后，忆起当年，褚时健如是说。
1955年，27岁的褚时健担任玉溪地区行署人事科长。当年7月，中央在全国范围内开展肃反运动，褚时健被指定为“深挖美蒋特务”专案组组长。然而，一个小小的玉溪，到哪里去找美蒋特务呢？此时，有人向褚时健举报了一个当地很有名望的医生罗载兴。此人曾经在西昌跟着一个美国人当过牧师，而这个美国人名叫任福根，是北京已经破获的一个美国特务组织的负责人。专案组如获至宝，群情振奋。但褚时健详细看了罗载兴的交代材料，觉得漏洞百出，逻辑矛盾，于是亲自审问，发现罗载兴是屈打成招。作为专案组组长，褚时健让罗载兴写了一份详细的材料说明，签字画押后就把人放了。放走大鱼，当时很有部分人认为他肃反不力。
“肃反运动”后，接着是“反右运动”。1957年，褚时健被任命为玉溪专署反右工作组小组长，上面给他们定下了反右指标。开始是3%，后来是4%～5%。“这样的数字心里总觉得不对头，老是觉得整不下去，结果他们就说我手软，手软就说明你本身是右派。”褚时健哭笑不得。
此时其他地方的反右指标已经达到15%甚至20%，而褚时健连5%的指标都没有完成。反右不力，加上褚时健不愿配合一个领导给他自己谋好处的暗示，得罪了专员，从反右工作者被打成了右派。
1958年，新出炉的“右派”褚时健被发配到元江县红光农场改造。到农场两周后，褚时健病倒了，感染上了恶性疟疾，七八天过后，已经神志不清了。这时，傣族老乡找来一个医生。这个医生看见是褚时健，从怀中的油布包中小心翼翼地取出两片黄色药片，撬开他的嘴唇，用开水灌了下去。24个小时后，褚时健悠悠醒来，才认出这个医生正是前段时间被他“无罪释放”的“美蒋特务”罗载兴，而这两片救了他命的黄色药片竟然就是那个“美国特务”任福根送给罗载兴的两片西药“奎宁”。
如果世间真有轮回，那么这就是了。
从糖厂神人到“中国烟王”
1963年，褚时健奉上级指令，以“待罪之身”、“摘帽右派”的身份调入新平县戛洒糖厂工作。当时的戛洒糖厂，已经亏损了10多万元，工艺落后，1斤糖需要5斤燃料，而且品质很差。为了制糖，戛洒江边茂密的森林被砍了个精光。褚时健的到来，彻底改变了这种现状。缺人手，他就亲自上阵，一人负责一条灶；原料差，他就号召当地人种甘蔗，用甘蔗渣榨糖。他将4吨的锅炉改为10吨，硬是将一个半死不活的厂从倒闭边缘拉了回来，一年盈利30多万元。
一次，锅炉出了毛病，在榨糖旺季停摆了，全厂人都很着急。厂里的老锅炉工看了看情况，连连摇头说，这台锅炉已经老得不能再老了，唯一的办法是重新购买。买新锅炉，对于小小糖厂无异于伤筋动骨。褚时健不相信，一定要修，老锅炉工就说，要想修也不是我们这几个人能修好的，起码得到新平县或者玉溪市去找高手来才行。
听着大家七嘴八舌的议论，褚时健皱着眉头围着锅炉转了几圈。然后，他找过一把螺丝钳子，弯下腰去，用力拉开了炉门。此时的锅炉，刚熄火不久，炉门一打开，一股浓烟就扑了出来。褚时健咳嗽了几声，待浓烟散去，竟然一弯腰钻进了锅炉。老锅炉工一看急了：“你不要命了？赶紧出来！”锅炉内壁温度相当高，褚时健刚一进去就觉得浑身上下都快被烤焦了。一旁的老锅炉工呆住了，赶紧转身去找水桶。不到一分钟，褚时健带着一股焦臭味从锅炉门里钻了出来，浓密的头发上，已经有丝丝白烟冒出，衣袖上也有火星迸溅。还没来得及说话，老锅炉工一桶凉水便兜头而下。褚时健不顾浑身上下的水滴，用钳子敲了敲锅炉壁，说：“试试看。”还真神了。也不知道他在里面鼓捣了啥，反正这锅炉又可以重新开工了。之后，厂里的人都说厂长简直是个神人，厂里的两路造反派都不舍得往死里整他，批斗时走走过场。
在戛洒糖厂，他整整待了14年。如今，糖厂依然红红火火。
1979年，一辆解放牌大卡车把年过半百的褚时健一家人以及几包简单行李送进玉溪卷烟厂的大门。在这里，褚时健干了三件事。
一是团结人心。一进厂，褚时健就看到了工人们祖孙三代六七口人挤在10多平方米房间里的窘况。于是他决定把全厂能动用的100多万元集中起来，为职工们修建3栋72户宿舍楼，让大家在新房里过年。
二是引进设备。褚时健不怕背贷款，冒着还不上贷款要坐牢的风险，1984年贷款2300万美元，引进外国先进设备，让玉溪卷烟厂一举跨入了世界级烟厂之列。那时，有好几次，褚时健跑去找弟弟褚时佐，说一旦出了问题让弟弟帮忙照顾好侄儿侄女。
三是改良烟叶。烟叶是烟草质量的关键。褚时健与地方政府合作，厂里提供资金、技术、化肥，帮助农民修建基础设施，整体独家收购烟叶。这一后来被大力推崇的“烟田是企业生产的第一车间”的概念，由于捞过界侵犯了烟草公司的地盘而受到当时烟草管理体制的反击。褚时健不仅没有屈服，反而提出了“三合一体制”——烟厂厂长兼任专卖局局长和烟草公司经理。不久，从褚时健这个“出头鸟”起头，全国烟草行业开始推行这一套生产管理体制。
褚时健的三件事，直接产生了两个结果。一是烟厂成为创利税大户，仅“红塔山”品牌上个世纪90年代就为国家创利税800多亿元，褚时健自己也光环加身，成为“中国烟王”；二是当地农民种烟发了财，许多贫困山区不断出现万元户，农村基础设施水平也大大提高了。
落寞之后的传奇
1995年2月，一封发自河南的匿名检举信寄到中央纪检委。信中称：河南洛阳的个体烟贩林政志勾结三门峡烟草公司，通过向褚时健的亲属**取得卷烟指标，获利800余万元。随后，褚时健妻女被捕，女儿在狱中自杀。1997年，褚时健因“私分账外款项300多万美元”被捕，并被判处无期徒刑。
对自己的罪行，褚时健后来如此描述：“当时新的总裁要来接任我，我得把签字权交出去了。我也苦了一辈子，不能就这样交签字权。我得为自己的将来想想，不能白苦。所以我决定私分了300多万美元，还对罗以军（褚时代的集团总会计师）说，够了，这辈子都吃不完。”
褚时健一案引发了国企领导人薪酬制度的改革。就在他被判刑的第二年，红塔集团的总裁拿到了100万元的年薪。而褚时健当了18年的厂长，全部收入仅有88万元。
入狱时，褚时健71岁。在狱中，他积极递交汇报材料、打扫清洁卫生，连狱警都感动了。2002年春节，他因糖尿病保外就医。
刚出来时，有不少烟草企业的负责人找到他，希望他能复出，哪怕是只做烟草公司的顾问也行，甚至还有人找他去开矿。他想起在狱中时，弟弟带着老家种的橙子来看他，提到家乡很多农民不种烟了，种橙子又卖不起价钱。他想，如果有出去的那天，跟乡亲们再种种橙子，也是不错的选择。
2002年，褚时健和弟弟褚时佐一起，租下新平县戛洒镇一个破产的农场，开始种冰糖橙。
筹钱不难。“在处理我的事情的时候，他们给我留了120万元，说我在玉溪烟厂干了十几年，工资总共也没有几文钱。听说我要种橙子，几个有钱的朋友每人借我几百万元，一共1000万元。他们说，就是给你玩玩，玩没了也没关系。到2009年，这些债务都还清了。还钱的时候，他们又不肯要利息。”
承包第二年因营养不足，大多数果子谢了，2400亩地只收了14吨橙子。褚时健天天待在山上，与请来的农业专家和果农共同会诊。那时，他常常恼火、发愁，晚上睡不着觉。但专家也没办法，最后还是他自己通过翻资料找到了问题所在。
后来果子不掉了，但口感不好。褚时健买来书店里所有关于果树种植的书，一本一本地看，经常看到凌晨三四点。最后得出结论，一定是肥料结构不对。这种果子褚时健不敢卖，怕砸了牌子。第二年，他和技术人员改变肥料配比方法，果然，口味一下就上来了，甜度和酸度维持在18∶1左右。据说，这种用烟梗、鸡粪等调制的有机化肥，成本虽只有200多元，效果却赶得上1000元的化肥。
褚时健管理果园的方式是：专家+作业长+农户。从全国各地聘请专家做技术指导，从当地雇佣才干出众的农民为作业长进行分片管理，再从当地雇佣大量农户进行作业，实施承包制。作业长与农户责任清晰，奖惩分明。一个作业长一年可以收入5万多元，一个普通农民一年能挣2万元，还可以在山上养鸡养猪，远比在其他地方打工赚钱。
一开始，这种“云冠”橙子还是遇到了销售问题。当地冰糖橙品类众多，竞争激烈，10元能买到好几斤，而褚时健的橙子定价比市场上其他橙子高出数倍。于是，褚时健只好和老伴在街上促销。老伴在街上打一条横幅“褚时健种的冰糖橙”，很多人慕名而来，橙子很快销售一空。褚橙的名头也就此打响。
2012年11月5日，褚橙首次大规模进入北京、成都市场。远在美国的王石在微博上留言：“巴顿将军说过，衡量一个人的成功标志，不是看他登到顶峰的高度，而是看他跌到低谷的反弹力。”这条微博引起了人们的共鸣。各界精英人士纷纷为褚时健背书。褚橙热持续发酵，褚橙成为最抢手的橙子。
如今，2400亩的果园已经变成固定资产8000万元、年利润3000万元的橙子王国。
85岁的“橙王”褚时健正规划着橙园的未来。他准备做一个橙汁厂，把掉的果子拿去榨汁；他要把橙园扩大到1万亩，这和政府的要求一拍即合；“褚橙庄园”即将竣工，这是个集酒店、会议、观光于一体的现代化庄园。有投资公司专程去和他讨论有意运作褚橙上市。他听了连连摆手：“没这个心情跟他们玩。投资公司都要在上市后拿走股民一笔钱。我85岁了，管不了几年，上了市我拿了钱，但亏了股民，怕别人背后指指戳戳。”（本文摘自《勇者激扬：褚时健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