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持人权静：老人、孩子。

　　

　　石嫣：对，老人、孩子、妇女，怎么吸引年轻人加入，这个其实是一个很重要的问题了，但是从长久来看，我们说五年或者十年之后，其实中国绝大部分人口还是农民，尽管我们一方面城市化，但是随着人口的增长率，可能有40%到50%的人口还是农民，这些人我们如何把他的产品能够变得尽可能的环境友好型，而且是适合于市场消费的，这其实是一个综合性的问题，我觉得我们这种方式应该说所有问题中的一个解决方案，更多的方案像杜鹃她们也是在探讨不同的方案，比如说乡村旅游的形式，也是农产品销售的一种模式。

　　

　　主持人权静：其实说到这儿，刚才石嫣也说到了是一个很重要的问题，就是年轻人现在不愿意去种地了，其实可能很重要的一个原因是因为种地的收入确实是比较微薄，相比到城市打工的收入来讲目前做农业的收入还是比较低的，你们的这种模式可以大幅度地提高农民的收入吗，如果说这种模式进行普及的话，未来从经济收益上有没有可能重新对年轻人产生从事农业的吸引力呢？

　　

　　石嫣：我觉得这个新农业，我们把它叫做新农业新农夫，我们作为新农夫来讲，在农村生活的吸引力杜鹃刚才已经说的很好，在乡村有很好的环境，你能吃到好的食物、好的空气、好的水，也是一个比较轻松的居住环境，但是乡村现在的吸引力，确实在于比如说收入比较低，另外缺乏公共设施，比如你想要图书馆没有，你希望邮局、银行，包括像咖啡厅，可能这些东西乡村都是比较缺乏的，可能在生活上的吸引力也比较差。另外一点，还是现在这种社会压力，比如说我们现在这个团队里的20个年轻人都是80后、90后，他们的家庭很难接受他们离开乡村之后读完大学甚至有的是硕士、博士又回到乡村，这个压力也是很大的社会压力。

　　

　　主持人权静：这个你爸妈怎么想的，杜鹃？

　　

　　杜鹃：父母其实都是一样的，我父母也不支持我从事农业，即使在我们那边可能种水果很赚钱，他也不愿意说我在农业、在农村发展，因为可能我们的父辈一直做的农民，可能那么那一代人是吃了很多苦、受了很多累，他觉得是一个不保险或者说有很大风险，很累，我培养你读了大学以后不是让你在农村扎根，你以后工作在城市里买房，就不要再回农村。

　　

　　主持人权静：所以你当时回来说我帮你做这个樱桃园，他会强烈反对吗？

　　

　　杜鹃：反对。

　　

　　主持人权静：即便后来你帮他挣钱了还是反对？

　　

　　杜鹃：对，因为我可以理解他，所有的父母都是爱自己孩子的，如果他们说，杜鹃，你做吧，我支持你，因为他们的环境思维就是这样的，相互理解，不要青年说我从事农业父母不理解就是从心理上埋怨说父母应该支持，很多不是影响的，你在想里自己在做什么，当你作出成绩以后，可能你的父母都看在眼里，你证明给他们看就好了。

　　

　　主持人权静：慢慢他们就会改变的。

　　

　　杜鹃：对。

　　

　　主持人权静：你做到现在他改**度了吗？

　　

　　杜鹃：改**度有一点，他觉得我做的一些事确实是农村需要的，他还没有改变的就是说你太辛苦，农村这个环境还是辛苦，还是心疼自己的子女。

　　

　　主持人权静：他不会再要求你回到北京来打工买房子？

　　

　　杜鹃：对，慢慢的转变，我每次做一些活动的时候总是口头上不支持，可能一到活动前一天我们有自己的默契，他们总是来给我支持到活动现场帮忙。

　　

　　主持人权静：石嫣，你团队的那20多个孩子，可以说同样面临这个问题的选择，也是有机会留在大城市的，你们是怎么样让他们去克服来自家庭，也包括来自外在社会的这种压力的？

　　

　　石嫣：其实在中国我说新农夫，可能在中国的压力，因为我在美国也做过半年的农夫嘛，就是在一个农场里工作，感觉可能从社会整体发展的角度是否能够形成一个多元的价值观，这个实际说是一个很核心的问题，就是大家能不能接受一个新的人生的选择，或者说一种不同于常规毕业之后就要追求高收益这样的一个生活方式的选择，他可能是一个随着社会发展大家才能更多的意识到。

　　

　　还有一个我觉得很重要的，肯定先得有人来做，我们这20个同事肯定就是先锋了，他肯定接受社会最大的压力，但是为什么你说我们不能单独去做一个比如说像在美国单独自己就去做农场，这其实也是一个解决方案，就是如果你自己一个村子里，你形成的这个压力就会非常大。所以现在我们形成了一个小的社区，毕竟年轻人聚在一起就会有生活，大家的社交就会形成乡村的一个生活状态，这个还算是我们提出的一种替代方案，先是大家不是分别分头去创业，先是大家聚在一起，然后把这个事情做起来，比如自己的经验丰富成熟之后也可以再回到家乡去创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