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提供了这样一组数据：
　　
　　中国单位耕地面积化肥平均施用量是化肥施用安全上线的1.93倍，但利用率仅为40%左右。
　　
　　农药平均施用量13.4千克/公顷，其中高毒农药占70%，有60%-70%残留在土壤中。
　　
　　我国目前每年约50万吨农膜残留在土壤中，残留率高达40%，这些农膜在15-20厘米土壤层形成不易透水、透气很差的难耕作层，很难被分解。
　　
　　农民每年都要购买除草剂、杀虫剂，且越用越多，但并没有从根本上控制害虫和杂草，反而把有害部分留在土壤空气中，大大减少了野生物种和乡村生物的多样性。
　　
　　过度使用饲料添加剂和抗生素，提高料肉比，让动物们长得快，造成很多速生鸡、速生鸭。更可怕的是，面粉加工竟使用滑石粉，被国家明令禁止的面粉增白剂还被某些不法企业偷用，本应只能做生物柴油的地沟油又重新返回了餐桌。
　　
　　农村畜禽粪便污染也相当严重，其大气污染排放量超过工业固体废弃物2倍多，部分省份超过4倍。
　　
　　“说的极端一点，现在的农村已经是充满杀机的‘杀场’，城市向农村‘投毒’，农村向城市‘造假’”。
　　
　　“现在有些地方，农民种地、养殖分两块，一块用传统的办法生产，自己吃。另一块用现代技术生产卖给城里人吃。现在的黑心产业，把农产品当成载体在流通环节赚取不义之财。注水肉在城里是免不了的。举个例子，我们养的牛当地销售价在14块一斤，两斤活牛出一斤牛肉，不算人工费，成本至少每斤28块钱，加上屠宰费、运输费更贵。所以说，城里人吃30多块钱的牛肉怎么可能呢？我养一头大牛被牛贩子买去，他们能注100斤水。什么概念？光注水就净赚3000块。我养一年牛，不如他们注一次水！光注水还好，买回家放一放把水化出来。现在的问题是你化都化不出来了，发明了胶体注水剂，逼着你把注水牛、注水猪、注水鸡鸭吃进肚子里去。”
　　
　　蒋高明回忆说，他问过村里80多岁的老书记，上世纪七十年代末，1亩地也能收获1千斤粮食，这个粮食是精工细作的产品，是当今按欧盟最严格标准的有机食品，按现在的“土话”说是高端有机的。那时候，按照粮食和黄金的比值算，一亩地能刨出50克黄金，八十年代末，山东低产田的小麦也超过500斤，那时候也只是用点氨水而已。现在很惨了，一亩地只能刨出3克黄金。今天的玉米小麦产量已经上不去了，地力严重衰竭、板结了。
　　
　　“农民种地已经没有利润可图。因此大批土地撂荒，大量空心村出现。为什么？土里刨食累一年，不如打工干七天。即使为了生计背井离乡去打工，收入依然不能摆脱贫困。教育高收费、高利贷、医疗、交通等，又将打工挣来的血汗钱变相吸入若干无底洞。”
　　
　　“维持人基本生命需求的农业生产成了最弱势的产业，改革开放以来农民劳动生产积极性提高所创造的红利已经严重透支。”
　　
　　食品安全问题带来最可怕的后果是信任危机、健康危机。
　　
　　“养猪的不吃猪、养鸡的不吃鸡、种菜的不吃菜，养虾的不吃虾。全社会医院火爆、药厂火爆、墓地紧张--人与自然不能和谐共生的发展模式怎么可能持续？”怎么办？蒋高明说：“中国社会科学院某专家的一种提法我很赞同，就是要建立一种城乡互信产业。从生态学角度看，不建立互信的生态农业不行了。”
　　
　　城市的繁荣再也不能以农村的衰败为代价了！蒋高明认为，正确的出路在于，让农民在家门口就有活干。这些活就是为13亿人生产放心食品，修复退化的自然生态系统和农业生态系统。在上述过程中，农民做出了巨大贡献，理应得到国家和城市的认可，并从经济上给与补偿。
　　
　　“现在的农业模式，土地不喜欢，虫子不喜欢，草不喜欢，农民也不喜欢。要恢复地力，出路在生态循环农业。生态化是前提，组织化、市场化是保障。”
　　
　　一个值得欣慰的信号：今年中央发布的一号文件新意盎然。
　　
　　《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加快发展现代农业进一步增强农村发展活力的若干意见》中，不但把家庭农场首次写入其中，而且，着重强调了构建新型农业经营体系。
　　
　　中央农村工作领导小组副组长、办公室主任陈锡文解读认为，一号文件提出了构建集约化、专业化、组织化、社会化相结合的新型农业经营体系。在越来越多的农村人口外出打工就业的背景下，提出创新农业经营组织问题，强调创新农业生产经营体制，就是要解决农村出现的深层次的问题。
　　
　　在屋外时断时续的鸡鸣鸭叫声中，蒋高明说：“现在的农业模式，土地不喜欢，虫子不喜欢，草不喜欢，农民也不喜欢。要恢复地力，出路在生态循环农业。”
　　
　　“生态化是前提，组织化、市场化是保障”，蒋高明以一个植物学家的视角谈起自己的看法：“我是生态学工作人员，我就要把生态放第一位。没有好的生态，就没有好的健康的身体、健康的居家、健康的心态”。
　　
　　“组织化，有公司+合作组织+农户+基地、合作组织+农户+基地、家庭农场等多种模式。市场化，重要的是向城市市场开拓。我们做了测算，只要你的农产品是绿色、安全的，城里人是愿意多花钱的，3-5倍都愿意掏，这是城乡互信产业的关键。而科技投入，目前绝对是个短板。农民是不敢冒险的，比如你让他不打农药，但卖农药的老吓唬他‘不打农药，颗粒无收’。怎么办，只有先做示范给农民看”。
　　
　　2005年，蒋高明被山东农业大学受聘为首批泰山学者。接到聘书的那一刻，他就决定要进行他梦寐以求的生态农业乡村实验。他说：“在实验室里是搞不出任何学问来的，必须一竿子插到底，插到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