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秸秆（玉米、小麦）--青储饲料--牛--牛粪--沼气--农田”；
　　
　　“秸秆--牛--牛粪-蚯蚓、黄粉虫--散养柴鸡”。
　　
　　由此，生态农场探索出了这两条可广泛应用于循环农业的生态链和产业链。
　　
　　出农场大门不远，是一片苹果园，约五六亩，枝繁叶茂，果实累累。蒋高明告诉我们，原来果园的男主人今年春天得癌症去世了，这和他家常年打农药有很大关系，后来他说服他们家人把这片果园租下来搞有机果园实验。
　　
　　在人类所有的栽培植物中，果树大概是打农药最多的。从过去每年打一两遍药，到目前一年打二十多遍药。一个不争的事实是，害虫们以更大的生命代价证明着自己的存在，而一些益鸟如灰喜鹊、大山雀和益虫如螳螂、七星瓢虫却几乎被消灭殆尽。
　　
　　不用化肥、不打农药、除草剂，还要保证高产，是项高难度的研究课题。
　　
　　为了确保试验成功，他们在这里挂了三盏诱虫灯。在光照不到的地方还放置了一些黏虫黄板。原来果农每年要锄5遍草，他们非但不锄，还买来白三叶草种植，让他们与杂草产生竞争，以草治草。草多了有利于保持水土减少地面蒸发，这种草固定的氮素还可以直接翻到地里做肥料，加上正好派上用场的牛粪，问题就这样解决了。
　　
　　原来频繁的打农药，蜜蜂等都被杀死了，果农只好蹬着梯子给果树人工授粉，两口子一星期授不完，因为授粉不均，坐果率高很低。研究人员引进了传粉小壁蜂，解决了这个问题，装在芦苇管里可越冬，三天就可以完成授粉，成本只有几十元，剩下至少1000元的人工授粉成本，而且坐果率高大幅提高。
　　
　　离开果园步行约15分钟，是生态农场的养殖小院。院子不大，白鹅、鸭子成群列队在人工水域游泳。鸡舍里鸡鸣不绝于耳。
　　
　　蒋高明告诉我们，自己先后搞过林下养鸡、也交过不少学费，但始终解决不了人员成本问题，现在并不太成功。倒是农民蒋高玉的妻子，跟着学，趟出了条林下养柴鸡的路子，年收入达到十几万。养鸡的探索带动了家庭养鸡户们的创造性，目前，平邑内外的丰产林下，年规模养殖柴鸡达到3万只以上。
　　
　　这实际也形成了第三、四条循环农业的生态链和产业链：“庄稼--害虫--诱虫灯--母鸡--柴鸡蛋”、“农田--杂草--鹅（鱼）”。
　　
　　“只有六畜兴旺，才能五谷丰登，老话其实蕴含着很朴素的生态学道理”。
　　
　　生态农场租来的试验田是村里最差的低产田，土层厚度只有20多厘米厚，下面就是麻骨石，根本不能种小麦，只能种地瓜和花生。且已经连续使用了30年化肥，由于地力差，曾被辟为秋收晒场。就是在这样恶劣的环境下，他们严格采用生态学的办法，经过3年的地力修复，两年后的2011年6月，两季玉米、小麦综合测算，实现了1.028吨/亩的吨粮田。打破了“有机农业产量低”这一没有经过任何科学实验就被广为流传的谬误。
　　
　　“只有把有机田变成吨粮田，让种植业、养殖业的农民都有利可图，才能把生态农业真正推广开来”，蒋高明算了一笔账：“要让生态农业产生效益，促进大面积推广，其实很简单，将收获的严格意义上的有机粮价格加倍，即2元/斤。这样，农民手中的土地收益将由原来的1000元变成3000元。如果增加的这一元费用，由政府直补给农民，则中国的粮食安全，完全在不污染环境的前提下至少增产30%以上。其机理是，低产变中产、中产变高产。这块投入，也只占‘十二五’污染环境治理费用的1/3”。
　　
　　“遗憾的是，国家为增加1000亿斤粮食，投入了1000亿科研经费，几乎都让转基因科学家拿走了”，说到这里，他有些无奈。
　　
　　而国家针对农业的补贴高达2.5万亿元(中央资金1万亿，地方匹配1.5万亿)，如果折成粮价，可使每斤粮食增加约2.5元，这些补贴到种粮农民手里的很少，每斤不足粮0.1元。大部分补贴进入了化肥、农药、农膜、种子、农机、配方施肥等等领域，如果直接与粮价挂钩，高价收购农民粮食，低价销售给消费者，那么中国的粮食生产潜力还是非常大的。停止对化肥、农药、农膜、种子的补贴，将这些农资视为商品，让市场选择，农民会因农资贵，而种粮效益高，转而采取低成本的生态农业，国家的环保压力也因此而减轻了。
　　
　　“是走美国等西方国家推进并被国内很多人推崇的“高投入、高产出、高污染、高补贴’的现代农业之路，还是选择‘低投入、高产出、零污染、负排放’的生态农业路子。美国太远，来蒋家庄吧！”
　　
　　100年前，美国农业学者富兰克林·金博士来到中国调研小农村社制经济，写下了著名的《四千年的农夫》。他不仅认识到中国农民数千年来形成的有机、兼业化的农业在切实而有效养活着世界最大规模人口的同时，也最好地维护了资源环境的可持续。而且，还对比了美国大农场才搞了100年就严重破坏资源的教训。
　　
　　三农专家温铁军教授对比中美农业的产出比得出以下结论：“美国的资本深化的大农业用了29亿亩耕地和数百亿美元的政府补贴，才生产出3亿多吨粮食；中国用了差不多一半（18亿亩耕地中的15亿亩）和不到一半的补贴生产了5亿多吨粮食。若以单位面积继续按农业效率，中国依然是入地产出率最高的国家”。
　　
　　但是，温教授也忧患地意识到：“单纯强调农业产业经济的方针，直接造成了最近20年追求产业化、资本化之中必然导致的农业过度依赖化学化，已经造成了严重的污染和食品安全问题”。
　　
　　2007年，“生态文明”被首次载入中共十七大政治报告的史册。2008年，又重新确立了要在2020年实现“资源节约型和环境友好型农业”。
　　
　　“是走美国等西方国家推进并被国内很多人推崇的‘高投入、高产出、高污染、高补贴’的现代农业之路，还是选择‘低投入、高产出、零污染、负排放’的生态农业路子”,蒋高明始终认为，中国的国情决定了，要走以生态学为主的中国特色的农业发展之路。
　　
　　“美国农民仅占其人口的2%，劳动力昂贵且严重不足，只好借助机械和转基因技术。而中国要用占人口2%的农民养活，至少需要106亿亩耕地。中国农民占总人口51%以上，绝大多数人，还要稳定在农业领域，不然城市将无法承受这一人口迁徙带来的各种问题。另外，中国62%的耕地受到不同程度的干旱、贫瘠、洪涝、烟碱等各种制约，要改造这些中低产田，必须借助有机肥来培养地力。无机肥和转基因只能使土地越种越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