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企业家精神”与“国家干部”
　　
　　事隔十余年，回头来看这场轰轰烈烈的国退民进运动，别有一番况味。中国“富一代”的主力，即诞生于这场运动。而这一场富贵，也并非手到擒来，尤其是在缺乏法治，风云变化莫测的泛运动化状态中，“富贵险中求”自然是不易之理。
　　
　　这场运动，最引人注目的，当然是公正问题。说到底，国企要改革，也就是因为体制的公正性出了问题，不公正，多劳不能多得，所以压抑了人们的积极性与创造性，导致效率低下。褚时健、李经纬们即使系狱，仍旧得到众多尊敬及惋惜，人们不把他们当成罪犯，就是因为，他们的不幸遭遇主要是不公正的体制造成的，他们贡献很大而本身并无大错。
　　
　　由于长期以来计划体制的影响，特别是群众史观走向偏激变成一种民粹主义，国人对“企业家精神”缺乏认识。事实上，在现代市场经济体制中，企业家精神是一项极为重要的生产要素，是创新的主要驱动力之一，是现代企业制度的核心要素之一，是现代社会极为稀缺的一种资源。如熊彼特所说，优秀的企业家，能够通过“创造性地破坏”，重组资源，“建立一种新的生产函数”，使经济效率由低转高，化腐朽为神奇，带来巨大的经济效益与社会效益。这对人的情商与智商都要求极高，富有创新精神的企业家就像一位充满激情的艺术家，能够激励部属发挥到最佳，同时他又极富冒险精神，勇于担责，善于组织，敬业执著，这样才可能从无到有，把企业做大做强。所以，一位成功的企业家，获得丰厚的回报，理所当然。
　　
　　褚时健、李经纬、潘宁等，无疑是改革开放后第一批真正具有企业家精神的国企领导者。褚时健出任玉溪卷烟厂厂长时，这仅是云南数千家默默无闻的小烟厂之一。褚时健创造性地绕过体制限制，同烟农签合同，自建原料基地，把农民的烟田打造成烟厂的“第一车间”，同时并购小烟厂，放大产能。他的勤勉也是有口皆碑，生活简单，但钻研技术到了痴迷的程度。到90年代中期，昔日没落小厂已成为亚洲第一、世界第五的烟企，贡献了云南省财政收入的60%，全国烟草行业税利的近四分之一。褚时健几乎成为一代企业家的偶像，教父。出狱多年，仍有众多的企业家前去看望他，以示敬意。李经纬以其神奇的品牌营销能力把一个县办小厂的产品打造成“90年代中国公众心目中十大知名品牌之一”。潘宁之于科龙，郑俊怀之于伊利，乃至葛文耀之于上海家化(600315,股吧)，皆是这样一种关系。他们的“同期生”多矣，唯他们胜出，靠的主要就是他们卓越的企业家能力。
　　
　　而最终，褚时健因**罪家破人亡，身陷牢狱。1998年两会，十余位人大代表、政协委员联名为其“喊冤”。万达王健林也在接受媒体采访时称：“其实当地政府要聪明一点，他拿了一点钱，还不如直接做一个文件，比这个钱再多一点奖励给他。”而没有潘宁与李经纬的科龙、健力宝，很快被“门口的野蛮人”猎杀，一代企业家一生之心血、荣耀，就此陨落。
　　
　　生于市场，死于体制。这是他们个人的悲剧，也是企业的悲剧。褚时健案发后，引起各界对企业家激励机制的反思，国企高层薪酬改革启动。在褚被判刑后第二年，红塔集团新总裁就拿到了100万元年薪，超过此前褚时健担任厂长的18年收入的总和。时至今日，“股份制”后的国企、央企高管、老总的薪酬到了令人咋舌的程度。然而，这很大程度上又是一次错配，公正问题甚至更加凸显。
　　
　　这是因为，像潘宁、褚时健、李经纬这一代国企创业家，他们“吃螃蟹”的时候，整个国家基础薄弱，百废待兴，他们是真正的创业，而且从事的是当时竞争性很强的行业。他们拿了国家一点钱，比如潘宁创业，容桂镇政府出了9万元，但即使按照现在的创业、风投模式来看，潘宁的企业家能力与技术都应折合成占比很高的股份资本。然而当时这一切阙如。以至日后虽然企业名震一时，但他们大多只领一点作为国家干部的工资，这样的报酬机制显然十分不合理，无法起到有效的激励作用，与市场精神背道而驰。这也最终酿成了许多人的悲剧，乃至企业陨落，造成双输的后果。
　　
　　而产权清晰化运动之后，国企逐渐退到上游领域、垄断领域，这时国企的巨额盈利变为主要依靠这种垄断地位，与企业家精神已没有多大关系，不管其是不是所谓的“股份制”。现在，国企的高管、老总们倒是应该拿国家干部的工资，因为他们本质上就是国家干部，起的是国家干部的作用，而非企业家的作用，甚至算不上职业经理人。他们的收入与付出不匹配，自然引起社会不满。
　　
　　而对80、90年代创业的这些企业家来说，产权清晰化运动中另一个相当不公平的问题就是出现一种普遍性现象，叫做“小企业易改，大企业难改；无名企业易改，知名企业难改；亏损企业易改，盈利企业难改”。原因不难理解，不赚钱甚至亏损的赶紧卖出去，扔包袱，赚钱的则留着继续生蛋。这对企业家的道德人格形成巨大的挑战、冲击。
　　
　　联想常被视为产权改造成功的范例。在创立之时，联想同科龙、健力宝一样都是百分百的“公有制企业”，但柳传志抓住了几次机遇—就是企业陷入低谷、不被看好的时候，大幅推进了产权改革，这就是所谓的“看中目标拐大弯”的柳式智慧。但这样的智慧，这样的手腕、身段，这样的环境—第一次改革就取得了开明院长周光召的支持，这样的“侥幸”，不是每一个企业家都能遇上的。一个正常环境中的“企业家精神”，也不可能包含这么多的内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