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新礼梦回农业：涉百亿资金
1978年十一届三中全会，是一个划时代的大事件，毫不夸张地说，它彻底改变了中国农民的命运。在这次会议上，确定了改革开放的新政策，而改革开放的起点是农村改革。农业经济研究专家、中国农业科学院农业经济与发展研究所产业经济研究室主任吴敬学认为，1978年至1985年(有的划分到1986年)，是改革开放之后中国农业发展第一阶段。80年代初实行的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激发了农民生产的积极性，农村经济呈现快速发展的势头，农产品从短缺转为供需基本平衡。同时，相对城市人口收入来讲，农民收入在这一时期是增长最快的，工农产品价格剪刀差是最小的，大致在1：1.8.另外，乡镇企业异军突起。这些乡镇企业，小巧灵活，如同水蛇在国企那些庞大笨重的乌龟身边游动，抢占了不少市场。
朱新礼正是农村改革的受益者之一，1981年前后，他承包了村里的一辆解放牌汽车，将沂蒙山区的苹果拉到南京、上海去卖。他头脑灵活，家里穷，从小学二年级就不再向家里要钱读书，暑假去山里挖中草药、爬树上捡蝉蜕、翻石头抓蝎子，把这些卖到供销社，换来一年几元钱的学费。一车苹果大概能让他赚上几百元运费。有了钱，他接连着买了两辆车，带上四个徒弟，轮流开上三辆解放车跑运输。1983年，他就赚上三十多万元，成为沂蒙山区第一个在家里装电话的人。
村书记动员他回去当村主任。当时，东里村自建国后年年吃救济粮，3000人只有1000亩地，人均不到四分地。朱新礼卖了车，干起了村主任。他做汽车驾驶员的时候走南闯北，见多识广，心里有一番规划。
他要所有的人把土地交出来，集中经营。大家都很抵触，好不容易到手的土地还没捏热呢，又要吐出来？朱新礼干脆开上一辆大客车，吆喝上党员、干部和村民代表，一趟子拉到了胶东平度市观摩。那地方大规模种葡萄，一亩地收入一万元。这是东里村的一次“思想解放”。之后，他勒令党员，要么交土地、要么受处分。党员交了、干部交了、老百姓也跟着交了。这些土地被集中起来种葡萄，交给40个专业户承包。为此，有人写信贴上八分钱的邮票告到国务院去，上面来人调查，批评朱新礼不种地，“民以食为天，农民不种地，叫做不务正业”。这一弄，那时把朱新礼全国人大代表候选人的资格弄掉了。
但是，东里村种葡萄得到了实惠。一千亩地种上葡萄，原先每亩收入两百多元的地到了第二年是五千多元，第三年是一万元。他又陆陆续续办了27家村办企业，砖瓦厂、面粉厂、皮鞋厂、皮毛厂等。700多户人家的劳动力全被这些工厂消化了。1986年，这个800户人家的村出了400多户万元户，成为山东省第一个电话村。60岁以上的老人都有养老金，凡考上大学的由村里提供学费，村民每年分发五百斤面粉。
谈起当年，朱新礼兴奋难抑，感叹万千，他提到温元凯，当年改革开放的一位风云人物，向邓小平提出了恢复高考的建议。温元凯所写的关于改革开放的文章，都在朱新礼这批青年里传递，如饥似渴。“长时间以来，我们感觉自己的智慧受到压抑，在(改革开放)这种情况下，一旦爆发出来，那就不得了。”
汇源总部位于北京顺义小营汇源路。相对于我看过的CBD、中关村逼仄的办公空间来讲，我第一次看到汇源总部时，感受是太大了，大得空荡荡的。这里占地数十亩，有广场、办公楼、桃园、工厂、健身大厅、食堂、公寓、别墅，像一个自给自足的小王国。办公楼多是两到四层的仿欧式楼房，粉红色外墙，屋顶是尖塔形的。不过，会展中心却带有人民大会堂的影子：平整方正的造型，青灰色的砖墙，六根浑圆的柱子。楼顶上竖着“汇聚五洲英才，源通四海财富”的大标语。在健身大厅里，摆放着十六面从山东运来的大鼓，鼓王直径三米。每逢汇源开全国大会，总要擂一通大鼓。朱新礼喜欢听鼓声，这战鼓雷雷，让他有指挥千军万马的感觉，情绪立即高昂起来。朱新礼没当过兵，这对他来讲是个遗憾，他把儿子送去当兵，也爱招聘退役军人。这是一家民营企业，但从集团总部到各分厂，却设有党支部和党委书记。
最开始，这是一片荒地。1994年汇源从沂源迁往北京的时候，在此处开荒。
1988年，为弥补文革没读大学的遗憾，朱新礼到山东经济管理干部学院脱产进修三年。回县后，被安排到沂源县外经委当副主任，负责招商引资和发展出口贸易。一个办公室五个主任，天天上班喝茶看报纸，下了班就去喝酒。在外经委副主任这一个位置上，朱新礼什么都没干成。恰逢1992年，邓小平南巡讲话。在朱新礼眼里，这个讲话恰逢其时。尽管十一届三中全会把文化大革命的阶级斗争为纲给停止了。但是，从1980年到1990年这十年，仍然有一些根深蒂固的东西难以消除。当时社会上讨论资本主义、社会主义的路线争论。邓小平说“发展是硬道理”，“有利于国家、有利于社会、有利于人民，就是正确的”。中国再一次掀起了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热潮。这让朱新礼兴奋，感觉自己必须干一点事，“党和国家都在号召有志之士创业，创业就是英雄。像在战争年代，你可能是战斗英雄。”
尽管国家的舆论导向是，谁把经济搞上去谁就是英雄，但是人们私下里在背后讨论的时候，觉得这个事有风险，很难去做。朱新礼家人觉得好不容易有了城市户口、干部身份，反对他下海。最后，他所在的办公室，五个主任只有他一个人下海了。
朱新礼正是农村改革的受益者之一，1981年前后，他承包了村里的一辆解放牌汽车，将沂蒙山区的苹果拉到南京、上海去卖。他头脑灵活，家里穷，从小学二年级就不再向家里要钱读书，暑假去山里挖中草药、爬树上捡蝉蜕、翻石头抓蝎子，把这些卖到供销社，换来一年几元钱的学费。一车苹果大概能让他赚上几百元运费。有了钱，他接连着买了两辆车，带上四个徒弟，轮流开上三辆解放车跑运输。1983年，他就赚上三十多万元，成为沂蒙山区第一个在家里装电话的人。
村书记动员他回去当村主任。当时，东里村自建国后年年吃救济粮，3000人只有1000亩地，人均不到四分地。朱新礼卖了车，干起了村主任。他做汽车驾驶员的时候走南闯北，见多识广，心里有一番规划。
他要所有的人把土地交出来，集中经营。大家都很抵触，好不容易到手的土地还没捏热呢，又要吐出来？朱新礼干脆开上一辆大客车，吆喝上党员、干部和村民代表，一趟子拉到了胶东平度市观摩。那地方大规模种葡萄，一亩地收入一万元。这是东里村的一次“思想解放”。之后，他勒令党员，要么交土地、要么受处分。党员交了、干部交了、老百姓也跟着交了。这些土地被集中起来种葡萄，交给40个专业户承包。为此，有人写信贴上八分钱的邮票告到国务院去，上面来人调查，批评朱新礼不种地，“民以食为天，农民不种地，叫做不务正业”。这一弄，那时把朱新礼全国人大代表候选人的资格弄掉了。
但是，东里村种葡萄得到了实惠。一千亩地种上葡萄，原先每亩收入两百多元的地到了第二年是五千多元，第三年是一万元。他又陆陆续续办了27家村办企业，砖瓦厂、面粉厂、皮鞋厂、皮毛厂等。700多户人家的劳动力全被这些工厂消化了。1986年，这个800户人家的村出了400多户万元户，成为山东省第一个电话村。60岁以上的老人都有养老金，凡考上大学的由村里提供学费，村民每年分发五百斤面粉。
谈起当年，朱新礼兴奋难抑，感叹万千，他提到温元凯，当年改革开放的一位风云人物，向邓小平提出了恢复高考的建议。温元凯所写的关于改革开放的文章，都在朱新礼这批青年里传递，如饥似渴。“长时间以来，我们感觉自己的智慧受到压抑，在(改革开放)这种情况下，一旦爆发出来，那就不得了。”
汇源总部位于北京顺义小营汇源路。相对于我看过的CBD、中关村逼仄的办公空间来讲，我第一次看到汇源总部时，感受是太大了，大得空荡荡的。这里占地数十亩，有广场、办公楼、桃园、工厂、健身大厅、食堂、公寓、别墅，像一个自给自足的小王国。办公楼多是两到四层的仿欧式楼房，粉红色外墙，屋顶是尖塔形的。不过，会展中心却带有人民大会堂的影子：平整方正的造型，青灰色的砖墙，六根浑圆的柱子。楼顶上竖着“汇聚五洲英才，源通四海财富”的大标语。在健身大厅里，摆放着十六面从山东运来的大鼓，鼓王直径三米。每逢汇源开全国大会，总要擂一通大鼓。朱新礼喜欢听鼓声，这战鼓雷雷，让他有指挥千军万马的感觉，情绪立即高昂起来。朱新礼没当过兵，这对他来讲是个遗憾，他把儿子送去当兵，也爱招聘退役军人。这是一家民营企业，但从集团总部到各分厂，却设有党支部和党委书记。
最开始，这是一片荒地。1994年汇源从沂源迁往北京的时候，在此处开荒。
1988年，为弥补文革没读大学的遗憾，朱新礼到山东经济管理干部学院脱产进修三年。回县后，被安排到沂源县外经委当副主任，负责招商引资和发展出口贸易。一个办公室五个主任，天天上班喝茶看报纸，下了班就去喝酒。在外经委副主任这一个位置上，朱新礼什么都没干成。恰逢1992年，邓小平南巡讲话。在朱新礼眼里，这个讲话恰逢其时。尽管十一届三中全会把文化大革命的阶级斗争为纲给停止了。但是，从1980年到1990年这十年，仍然有一些根深蒂固的东西难以消除。当时社会上讨论资本主义、社会主义的路线争论。邓小平说“发展是硬道理”，“有利于国家、有利于社会、有利于人民，就是正确的”。中国再一次掀起了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热潮。这让朱新礼兴奋，感觉自己必须干一点事，“党和国家都在号召有志之士创业，创业就是英雄。像在战争年代，你可能是战斗英雄。”
尽管国家的舆论导向是，谁把经济搞上去谁就是英雄，但是人们私下里在背后讨论的时候，觉得这个事有风险，很难去做。朱新礼家人觉得好不容易有了城市户口、干部身份，反对他下海。最后，他所在的办公室，五个主任只有他一个人下海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