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新礼梦回农业：涉百亿资金
瞧，他既管着汇源数十亿的集团战略，又管着招待客人的果汁浪费没浪费的问题，连员工搬新房同事祝贺乔迁之喜他都要规定不许送礼。
他的大家长作风，也注定了汇源的管理文化具有“骂你才是信任你的”的成分。汇源集团常务副总裁赵金林刚来的时候，常遭到朱新礼指名道姓的批评，觉得脸上挂不住。但后来习惯了，觉得应该这样。他说，尽管朱新礼常生气、发火，但从不记仇，说完就过去了。对于下面的员工来讲，有时候老总不批评了反而是边缘化的迹象。原先有个厂长就问：朱总好久没批我了，是不是对我有看法？
他是如此传统的人，很难割舍他的出身，更难抹掉时代对他的影响。“我的父亲追求安全第一，他经历了抗日战争、解放战争，村里曾被日本人35架飞机炸得一塌糊涂，在兵荒马乱里不要被日本飞机炸死，安全成为第一的追求。我那时候，能上学能吃饱饭是第一的追求。很幸运，后来我赶上了小平南巡，有了显示自己价值的机会。”
朱新礼说，他现在的价值追求，就是大农业。
对话朱新礼记者：能否描述一下您小时候的生活状态？
朱新礼：我出生就是在沂蒙山区。我的家就住在一个半山坡上，背靠大山，面朝沂河，很美的一个地方。我很爱我的家乡，我前不久刚刚回去一趟。
记者：还有什么事有印象，有什么有意思的事情？
朱新礼：这一说就太多有意思的事了。我从小就是孩子头。从小学一年级，到中学，一直到大学，都是当头儿。
记者：为什么大家承认您是老大？
朱新礼：我愿意跟大家去分享，有担当。当同伴遇到问题的时候愿意去付出，去帮助，别人就愿意跟着你。
记者：您的父亲是一个什么样的人？
朱新礼：我父亲是农村很有文化的人，非常有文化，是文质彬彬的，他做什么都非常认真。印象最深的是一到春节的时候，我家里满院子全是对联，给老百姓写对联。
记者：父亲在什么地方给您印象最深？
朱新礼：我父亲和母亲给我印象都很大。父亲是属于非常认真的人，因为他是农村中有文化的人，从来不会对你打骂，是有很多故事道理去跟你讲。我们家非常传统，要是家里来客人，你要怎么说话，怎么站，怎么坐，你在路上见到老人你应该是到路边上去，让老人过去你再走，从小都对我教育得非常非常严格。
记者：您是怎么起家的？
朱新礼：我干得太多了。我那个村是三千多人口的村，是在1979年，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特别是1980年的时候，整个中国土地承包到户，采取承包制。我就承包了一部汽车，自己驾驶这部汽车，从沂蒙山区把山地的苹果拉到南京上海去。三年的时间，到1983年的时候我一年赚几十万块钱，赚很多钱。
记者：怎么能挣那么多钱？
朱新礼：我之后又自己买了两辆车，一共三辆车。我又亲自带出了四个徒弟，都会开汽车。然后一人一部车，还有一个人在后边当替补，互相轮换。所以我是整个沂蒙山区，第一个在家装上电话的人。
记者：那是哪一年？
朱新礼：1980年。
记者：沂蒙山首富？
朱新礼：我也不知道，反正在我们村里还是最富的。到了1983年的时候，农村搞体制改革，因为我过去当过团委书记，是**员，我们村里老百姓，包括政府希望我回到村里去，当村主任。县里派的工作队跟我谈话，说小朱，你看一个人富不是富，要帮乡亲们富，我说没问题，我就把车全部卖掉，我就回去当主任了。
记者：您当书记最骄傲，或者最得意的事情是什么？
朱新礼：那很多了。最大的变化，我们这个村从解放以来，到我当村长的时候，全部是年年要吃国家救济粮的。我们这个村人均不到四分地，连半亩地都不到，三千人只有一千亩地，年年吃国家的救济粮。但是我当了村长第二年，不但不吃救济粮，还交了200多万元的税。最多的一年一个村交了1200多万元。
记者：怎么做到的？
朱新礼：我这个村办了27个村办企业。有砖瓦厂、面粉厂、皮鞋厂、皮包厂，还有很多。到了1985年，沂蒙山区成为山东省第一个电话村，800户人，我们有400户人家装了电话。60岁的所有老人，全部有养老金，村里所有的考上大学的全部免费。
记者：您还真是很神奇的。
朱新礼：你看我从上学，我家里很穷困，但是我从二年级我就不问家里要钱，就是利用星期天和暑假，沂蒙山区山上中草药，知了皮都是我去弄了以后，到收货站，供销社去卖，一年就是几块钱的学费就足够了。包括到石头底下去掀蝎子，还有中药。我不到十岁，我就想我不能问家里要钱，我家里没钱，搞勤工俭学，就是这样。
他的大家长作风，也注定了汇源的管理文化具有“骂你才是信任你的”的成分。汇源集团常务副总裁赵金林刚来的时候，常遭到朱新礼指名道姓的批评，觉得脸上挂不住。但后来习惯了，觉得应该这样。他说，尽管朱新礼常生气、发火，但从不记仇，说完就过去了。对于下面的员工来讲，有时候老总不批评了反而是边缘化的迹象。原先有个厂长就问：朱总好久没批我了，是不是对我有看法？
他是如此传统的人，很难割舍他的出身，更难抹掉时代对他的影响。“我的父亲追求安全第一，他经历了抗日战争、解放战争，村里曾被日本人35架飞机炸得一塌糊涂，在兵荒马乱里不要被日本飞机炸死，安全成为第一的追求。我那时候，能上学能吃饱饭是第一的追求。很幸运，后来我赶上了小平南巡，有了显示自己价值的机会。”
朱新礼说，他现在的价值追求，就是大农业。
对话朱新礼记者：能否描述一下您小时候的生活状态？
朱新礼：我出生就是在沂蒙山区。我的家就住在一个半山坡上，背靠大山，面朝沂河，很美的一个地方。我很爱我的家乡，我前不久刚刚回去一趟。
记者：还有什么事有印象，有什么有意思的事情？
朱新礼：这一说就太多有意思的事了。我从小就是孩子头。从小学一年级，到中学，一直到大学，都是当头儿。
记者：为什么大家承认您是老大？
朱新礼：我愿意跟大家去分享，有担当。当同伴遇到问题的时候愿意去付出，去帮助，别人就愿意跟着你。
记者：您的父亲是一个什么样的人？
朱新礼：我父亲是农村很有文化的人，非常有文化，是文质彬彬的，他做什么都非常认真。印象最深的是一到春节的时候，我家里满院子全是对联，给老百姓写对联。
记者：父亲在什么地方给您印象最深？
朱新礼：我父亲和母亲给我印象都很大。父亲是属于非常认真的人，因为他是农村中有文化的人，从来不会对你打骂，是有很多故事道理去跟你讲。我们家非常传统，要是家里来客人，你要怎么说话，怎么站，怎么坐，你在路上见到老人你应该是到路边上去，让老人过去你再走，从小都对我教育得非常非常严格。
记者：您是怎么起家的？
朱新礼：我干得太多了。我那个村是三千多人口的村，是在1979年，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特别是1980年的时候，整个中国土地承包到户，采取承包制。我就承包了一部汽车，自己驾驶这部汽车，从沂蒙山区把山地的苹果拉到南京上海去。三年的时间，到1983年的时候我一年赚几十万块钱，赚很多钱。
记者：怎么能挣那么多钱？
朱新礼：我之后又自己买了两辆车，一共三辆车。我又亲自带出了四个徒弟，都会开汽车。然后一人一部车，还有一个人在后边当替补，互相轮换。所以我是整个沂蒙山区，第一个在家装上电话的人。
记者：那是哪一年？
朱新礼：1980年。
记者：沂蒙山首富？
朱新礼：我也不知道，反正在我们村里还是最富的。到了1983年的时候，农村搞体制改革，因为我过去当过团委书记，是**员，我们村里老百姓，包括政府希望我回到村里去，当村主任。县里派的工作队跟我谈话，说小朱，你看一个人富不是富，要帮乡亲们富，我说没问题，我就把车全部卖掉，我就回去当主任了。
记者：您当书记最骄傲，或者最得意的事情是什么？
朱新礼：那很多了。最大的变化，我们这个村从解放以来，到我当村长的时候，全部是年年要吃国家救济粮的。我们这个村人均不到四分地，连半亩地都不到，三千人只有一千亩地，年年吃国家的救济粮。但是我当了村长第二年，不但不吃救济粮，还交了200多万元的税。最多的一年一个村交了1200多万元。
记者：怎么做到的？
朱新礼：我这个村办了27个村办企业。有砖瓦厂、面粉厂、皮鞋厂、皮包厂，还有很多。到了1985年，沂蒙山区成为山东省第一个电话村，800户人，我们有400户人家装了电话。60岁的所有老人，全部有养老金，村里所有的考上大学的全部免费。
记者：您还真是很神奇的。
朱新礼：你看我从上学，我家里很穷困，但是我从二年级我就不问家里要钱，就是利用星期天和暑假，沂蒙山区山上中草药，知了皮都是我去弄了以后，到收货站，供销社去卖，一年就是几块钱的学费就足够了。包括到石头底下去掀蝎子，还有中药。我不到十岁，我就想我不能问家里要钱，我家里没钱，搞勤工俭学，就是这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