汇源密云基地果树大队队长代连生，是当地农民。他拥有一片李子林，十多亩地。在汇源上班之后，他仍然在种地。他一个月工资收入大概是一千七八百元。我和他有这么一段对话：我：十几亩地的收入有多少呢？
　　
　　代：没我上班钱多。
　　
　　我：那你还种它干吗？
　　
　　代：那不行，我的地不能不种。
　　
　　我：租给别人种呢？
　　
　　代：家家都有地，租给谁呢？
　　
　　“你知道中国农民种地种了五千年了，哪个农民真正种地发大财，也可能发小财，但是发不了大财。”朱新礼说。
　　
　　无论是经济学家，还是企业家，他们认为农业规模化生产才是未来的路。但是，这涉及土地流转的问题。2008年的“一号文件”谈到了土地进一步合理、有序流转，保护农民土地合法权益的问题，但是这些年又淡化了。
　　
　　吴敬学认为，中国农民的土地除了具有经济性以外，还起到社会保障的功能。除非中国建成全覆盖、无缝隙的农村社会养老、医疗保障体系，才能实现土地流转的顺畅。只有这个前提建立起来，才会实现大规模的规模化农业生产。
　　
　　在此之前，中国的农民绝大多数还会延续着面朝黄土背朝天的耕作方式。
　　
　　而这，正是朱新礼的机会，也是考验。
　　
　　“族长”朱新礼“从小学一年级，到中学，一直到大学，都是当头儿。”他兴致勃勃地提到这一点。“我愿意跟大家去分享，有担当。当同伴遇到问题的时候愿意去付出，去帮助，别人就愿意跟着你。”
　　
　　从济南出发，经G2京沪高速及G22青兰高速往东，转入332省道，折向西南，便到了山东淄博市沂源县东里镇，车程约180公里。车窗外，迅速闪过的，除了苹果树还是苹果树。沂源也是中国苹果主要产地之一。
　　
　　这是朱新礼的老家。与如今国道、省道、乡道密密铺陈于中国大地，连通起一张主动脉、毛细血管的公路网不同，朱新礼的童年、青年时代，东里镇一直是个四不靠的村，这里是沂蒙山区的腹地，离每个县城都有数十公里，封闭落后，靠天吃饭。
　　
　　汇源将淄博分公司安在朱新礼的老家东里镇东里东村，建了一个乳品饮料加工厂。厂背靠大山，沿着红砖砌成的围墙往山上走，站在山坡上，能看到围墙内停靠着八排七列共五十六辆整装待发的运货车。朱新礼的老家就在这山上，离厂房只有两百米，可以俯视整个工厂。
　　
　　沿着上山的羊肠小道，我寻找朱新礼的老屋。石块与黄泥砌成的农舍三三两两散落于山间，路上不见人影，只闻恶狗狂吠。幸寻得一八十多岁老太太的指引，我找到了目的地。一排六间屋，黄褐色的石块砌成，屋顶铺着红瓦，木条镶成的门框歪歪斜斜的。
　　
　　1952年，朱新礼出生于此地，直到1986年他才下山离别这里。他的母亲生了六个儿子，朱新礼排行老二。在他的描述里，他的家“背靠大山，面朝沂河，是个山清水秀的地方”。这种田园山水的诗意，难掩当年中国农民的严酷生存条件。五六十年代，农村是人民公社生产，东里镇只种玉米、地瓜、小麦。1959年至1961年三年自然灾害，天灾加上人祸，中国爆发大面积的饥荒，饿殍遍野。朱新礼保留了大饥荒的记忆，他记得身边很多人，在青黄不接的时候，只能吃玉米芯、槐花、槐树叶子，饿得眼睛都浮肿了。他曾跟首钢老总朱继民聊天，后者的一个姐姐就是当时饿死的。
　　
　　他家算在饥荒里挨得过去的。他的父亲是村里的会计、读过私塾，颇有远见。在三年自然灾害前的丰收年，利用房前屋后的零碎土地开荒，从秋天开始，包括整整一冬天，将房子四周挖出像战壕一样的沟，又从山下挑肥力好的土壤，倒在沟里，再铺上一层积攒的鸡粪、羊粪。一层土一层粪，如此交叠。好处是既保住了水分，又让土壤保持疏松，还多了很多有机肥料。来年春天，栽上南瓜。到秋天的时候，南瓜一个就有几十斤重。摘下来，放在屋子里，只要保持通风，不冻着，南瓜能够贮藏很久。这满满一屋子的南瓜，让朱家每逢青黄不接的时候都能捱过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