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新礼梦回农业：涉百亿资金
英雄主义的浪漫激情鼓荡于他心中，他主动要求去县里最差的企业，管工业的县长列了一串名单，他挑了最差的一个——水果罐头加工厂，即汇源的前身。八十年代到九十年代，卖果难一直是个问题。从朱新礼跑水果运输开始，他就目睹了无数水果烂在山里、树上。
他接手的罐头厂，隶属县商业局，1985年落成。当时鲜果储备技术不行，很多人都买水果罐头吃。但过几年，鲜果储备技术上去了，罐头市场就疲软了。当朱新礼接手的时候，这个罐头厂三年没开工了，也三年没给工人发工资，大多数工人回家做农活或者打零工，还有二十余个工人守着这个厂，沈效伦即是一个。他负责管设备，厂里把冷库设备租给别人换一点钱。当时厂里杂草丛生，工人们懒洋洋地抽烟、打扑克。
当时罐头厂欠了一千多万的债，七个银行的贷款无法还。县政府把工厂整体评估了一下，折算成550万元，让朱新礼签了个合同，三年还完这笔钱，之后工厂就归朱新礼。20亩地，快塌了的破房子，一堆手工设备，这就是朱新礼的家当。后来废旧的设备被朱新礼当废铜烂铁卖了一万多元。
他一来，就召集工人开会，宣布愿意走的加发三个月工资，不愿意走的工资上浮40%。最终一百五十名工人，只一个人因回青岛的缘故离开了工厂。这些工人现今绝大多数还在汇源干。
为了凑钱，朱新礼跑到厦门、青岛、临沂等地方，找朋友、同学、亲戚借钱。将发工资的钱、买设备的钱一块一块地凑了起来。当时他兴奋得很，没意识到未来的困难，这就跟娶媳妇儿一样，“光想着媳妇儿多漂亮、多好，娶了三个月以后才为着柴米油盐乱七八糟地吵架。”1992年邓小平讲话，为企业家们创造了一个很好的创业环境，各级政府大力支持，金融机构也找上门来给你贷款。
1993年，麻烦来了。从1986年到1993年，农村经济的发展不如此前的七八年那么快，整个国家的经济体制改革转入城市，国家资源基本向城市倾斜。由于经济过热，1993年、1994年居民消费价格分别比上年增长14.7%、24.1%。**时任国务院副总理，1993年7月开始宏观调控和经济软着陆。为控制物价，国家一下子银根紧缩，出现了大量的三角债。
当时汇源有两千多万的三角债没要。因为去法院打官司，钱没要到，反而还被罚钱了。这两年，是朱新礼记忆里汇源最难的时候。
1994年，出于人才、营销等多方面的考虑，汇源搬至北京顺义。直至1995年，汇源才有利润。此前，全在投入和还债。
广为流传的一个商业故事是，朱新礼去德国展会拿到了一个大订单，挖到了第一桶金。沈效伦记得那是1993年冬天的事，以1500美元一吨的价格向德国出口浓缩果汁，这是沂源县第一次出口贸易，工人们敲锣打鼓地将集装箱送上货车。
罐头厂的重振，对沂源县周边的农民生活产生了一些改变，很多苹果、山楂都卖到了工厂里。朱新礼出国考察国外水果产业，发现一半是鲜果销售，一半用于工业加工，而当时中国水果工业加工基本为零，“一点点山楂做糖葫芦，能做几个糖葫芦？做果脯，也做得了多少呢？”
农村、农业、农民，是朱新礼心头一抹挥不去的故乡的影子。我询问他有关外资企业在中国农业的投资，他回答：“我们是土生土长的，从农村里出来的，对中国的农村农业非常熟悉，熟悉就有感情。这和外资不一样，他们什么赚钱就去做什么，投资农业周期长风险大，所以他们对农业这一块还是说得多，做得少。很多人觉得，外资对农民有一点惧怕，感觉很难组织。实际错了，中国的农民，只要你帮他，不和他们抢利益，非常好相处。”
他本性里有儒家文化的浸染，也受到中国乡族传统观念的熏陶。
朱新礼的父亲原名朱世智，他那一辈的兄弟都按照仁义礼智信排序取名的。解放后，朱父改名为“朱世庆”。朱世庆少小读过私塾，写得一手漂亮的毛笔字，每逢春节朱家院子里挂满了给村民写的对联。朱新礼小时候村里没有什么娱乐消遣，既没有电视机也没有收音机，生产队里的人都上朱家，围着朱父坐上满满一圈。朱父就讲故事，讲孔融让梨、三国演义、西游记等。朱新礼也坐在一边听。他家的教育很传统，家里来客人应该怎么说话、怎么站、怎么坐，非常严格。在路上见到老人应该站到路边，让老人过去再走。
受儒家文化熏陶的朱新礼，用人第一条，孝敬父母，如果你不孝敬父母，他不跟你玩。他认为，你连自己的父母都不孝敬，谁敢和你共事。汇源的多名员工均告诉我，每年春节都有老人奖。有父母的人发500元现金和价值300元的果汁，如果父母不在，就发给岳家(婆家)。他要求员工交回寄钱寄货的回执。
在中国的传统观念，乡亲父老是一个整体。富甲一方，即意味着泽被一方的责任。同村、同乡、同族，这是在血缘关系与同地域关系基础上延伸开的强纽带关系。朱新礼先是捐献200万元给东里村修新房、新路，后又捐献1000万元给东里村(700万元给东里东村，300万元给东里西村)支持新农村建设。村里的水泥路都是他修的。东里东村81岁的王京法当年曾和朱新礼一起共事，王京法说：“他(朱新礼)从老家发迹了，没有忘记老家。”
如果“族”还存在的话，朱新礼将是一名“族长”，是整个族里掌握最高威权的大家长。事实上，他就是汇源的大家长。
他接手的罐头厂，隶属县商业局，1985年落成。当时鲜果储备技术不行，很多人都买水果罐头吃。但过几年，鲜果储备技术上去了，罐头市场就疲软了。当朱新礼接手的时候，这个罐头厂三年没开工了，也三年没给工人发工资，大多数工人回家做农活或者打零工，还有二十余个工人守着这个厂，沈效伦即是一个。他负责管设备，厂里把冷库设备租给别人换一点钱。当时厂里杂草丛生，工人们懒洋洋地抽烟、打扑克。
当时罐头厂欠了一千多万的债，七个银行的贷款无法还。县政府把工厂整体评估了一下，折算成550万元，让朱新礼签了个合同，三年还完这笔钱，之后工厂就归朱新礼。20亩地，快塌了的破房子，一堆手工设备，这就是朱新礼的家当。后来废旧的设备被朱新礼当废铜烂铁卖了一万多元。
他一来，就召集工人开会，宣布愿意走的加发三个月工资，不愿意走的工资上浮40%。最终一百五十名工人，只一个人因回青岛的缘故离开了工厂。这些工人现今绝大多数还在汇源干。
为了凑钱，朱新礼跑到厦门、青岛、临沂等地方，找朋友、同学、亲戚借钱。将发工资的钱、买设备的钱一块一块地凑了起来。当时他兴奋得很，没意识到未来的困难，这就跟娶媳妇儿一样，“光想着媳妇儿多漂亮、多好，娶了三个月以后才为着柴米油盐乱七八糟地吵架。”1992年邓小平讲话，为企业家们创造了一个很好的创业环境，各级政府大力支持，金融机构也找上门来给你贷款。
1993年，麻烦来了。从1986年到1993年，农村经济的发展不如此前的七八年那么快，整个国家的经济体制改革转入城市，国家资源基本向城市倾斜。由于经济过热，1993年、1994年居民消费价格分别比上年增长14.7%、24.1%。**时任国务院副总理，1993年7月开始宏观调控和经济软着陆。为控制物价，国家一下子银根紧缩，出现了大量的三角债。
当时汇源有两千多万的三角债没要。因为去法院打官司，钱没要到，反而还被罚钱了。这两年，是朱新礼记忆里汇源最难的时候。
1994年，出于人才、营销等多方面的考虑，汇源搬至北京顺义。直至1995年，汇源才有利润。此前，全在投入和还债。
广为流传的一个商业故事是，朱新礼去德国展会拿到了一个大订单，挖到了第一桶金。沈效伦记得那是1993年冬天的事，以1500美元一吨的价格向德国出口浓缩果汁，这是沂源县第一次出口贸易，工人们敲锣打鼓地将集装箱送上货车。
罐头厂的重振，对沂源县周边的农民生活产生了一些改变，很多苹果、山楂都卖到了工厂里。朱新礼出国考察国外水果产业，发现一半是鲜果销售，一半用于工业加工，而当时中国水果工业加工基本为零，“一点点山楂做糖葫芦，能做几个糖葫芦？做果脯，也做得了多少呢？”
农村、农业、农民，是朱新礼心头一抹挥不去的故乡的影子。我询问他有关外资企业在中国农业的投资，他回答：“我们是土生土长的，从农村里出来的，对中国的农村农业非常熟悉，熟悉就有感情。这和外资不一样，他们什么赚钱就去做什么，投资农业周期长风险大，所以他们对农业这一块还是说得多，做得少。很多人觉得，外资对农民有一点惧怕，感觉很难组织。实际错了，中国的农民，只要你帮他，不和他们抢利益，非常好相处。”
他本性里有儒家文化的浸染，也受到中国乡族传统观念的熏陶。
朱新礼的父亲原名朱世智，他那一辈的兄弟都按照仁义礼智信排序取名的。解放后，朱父改名为“朱世庆”。朱世庆少小读过私塾，写得一手漂亮的毛笔字，每逢春节朱家院子里挂满了给村民写的对联。朱新礼小时候村里没有什么娱乐消遣，既没有电视机也没有收音机，生产队里的人都上朱家，围着朱父坐上满满一圈。朱父就讲故事，讲孔融让梨、三国演义、西游记等。朱新礼也坐在一边听。他家的教育很传统，家里来客人应该怎么说话、怎么站、怎么坐，非常严格。在路上见到老人应该站到路边，让老人过去再走。
受儒家文化熏陶的朱新礼，用人第一条，孝敬父母，如果你不孝敬父母，他不跟你玩。他认为，你连自己的父母都不孝敬，谁敢和你共事。汇源的多名员工均告诉我，每年春节都有老人奖。有父母的人发500元现金和价值300元的果汁，如果父母不在，就发给岳家(婆家)。他要求员工交回寄钱寄货的回执。
在中国的传统观念，乡亲父老是一个整体。富甲一方，即意味着泽被一方的责任。同村、同乡、同族，这是在血缘关系与同地域关系基础上延伸开的强纽带关系。朱新礼先是捐献200万元给东里村修新房、新路，后又捐献1000万元给东里村(700万元给东里东村，300万元给东里西村)支持新农村建设。村里的水泥路都是他修的。东里东村81岁的王京法当年曾和朱新礼一起共事，王京法说：“他(朱新礼)从老家发迹了，没有忘记老家。”
如果“族”还存在的话，朱新礼将是一名“族长”，是整个族里掌握最高威权的大家长。事实上，他就是汇源的大家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