烟台苹果经过四百多年的历练，走过了一条属于它自己的路径，清晰地折射出一部厚重的文化史，有苦涩也有甘甜，有荆棘也有鲜花，有风雨也有阳光，有坎坷也有坦途。写在纸上的是文化，写在山川里的、123
　　大地上的、记忆中的更是文化，而且是第一手文化，是原生态文化，是纯粹的文化，是有价值的文化。
　　
　　回望一个半世纪烟台苹果的前行脚步，艰难过、辉煌过、迟疑过、跨越过······。深浅不一的脚印，串连起延绵不断的文化珍珠。如今，品味着烟台苹果积淀的百年文化，深感底蕴丰厚，我们有责任加倍珍惜它，更有责任正确、流畅和潇洒地书写它。
　　
　　中西合璧 品质独特
　　
　　烟台苹果栽培历史悠久，明朝万历46年（1618年）的《福山县志》卷一“地理土产类”中记载福山境内栽培有“花红”等；清顺治17年（1660年）的《邓州府志》记载着“黄县名产频婆、花红、楸子”；清康熙12年（1673年）的《福山县志》记载果类中有苹果、花红等；清同治11年（1872年）《黄县志》记载苹果“曰频婆、曰花红、曰楸子”。这些史料证明，烟台苹果文化寻根之1618年以前。但那时的苹果栽培均属于小苹果品种，也就是通常说的本地苹果。
　　
　　1861年烟台开埠，美国传教士倪维斯夫妇在跋涉乡村的传教中，发现烟台地区的自然条件、地理环境与他的家乡美国纽约州非常相似。于是，他便决定发挥自己的特长，把西方水果的优良品种引进烟台，作为他与烟台人民情感交流的“桥头堡”。1864年，利用回国为夫人治病之机，在美国及欧洲等地积极搜寻优良水果品种。1871年，倪维斯夫妇回到烟台，带回了一批西洋苹果、西洋梨、美洲葡萄、大樱桃、欧洲李子等果树苗木，在烟台毓璜顶东南山麓购得坡地十余亩，建起了“广兴果园”。几年后，结出了与本地苹果截然不同的果实，个儿大、皮儿薄、汁儿多、肉儿脆，酸甜可口，并且耐储存。这样的品种实属罕见，抓住了当地百姓的眼球，大家羡慕不已，摩拳擦掌地想嫁接自家的本地小苹果。
　　
　　1899年，年仅18岁的福山绍瑞口村果农唐殿功经常到烟台做买卖，看到“广兴果园”的苹果时，便急不可待地设法引种。回家后将枝条嫁接在平岚沟自家的秋子海棠等苗木上。三年后，嫁接的果树开花结果，果实个大、色青、味香，优越于西洋苹果，它浓郁的香味类似南方的香蕉，应该称谓“青香蕉”苹果，就这样“青香蕉”这个名字在绍瑞口村诞生了。不久，紫埠村李锡伍嫁接培育的“红香蕉”也开始结果。从此，有了一个让中国人至今挥之不去、口口相传的名字：“青香蕉、红香蕉”。“广兴果园”周围的老百姓通过各种途径索取西洋苹果枝条，与当地苹果相嫁接，很快在烟台南山一带出现了蔚为壮观的苹果园。自此，烟台成为我国西洋苹果与本地苹果相嫁接的发祥地。北京农业大学孟新法教授1958年到绍瑞口村进行苹果专业教学，回京后，他撰文写到：“绍瑞口一带的‘青香蕉’苹果确实有突出的特点，给我印象最深的是它具有非常浓郁的香味。”品质独特的信息一经传递，便引来各路财神，充分利用烟**特的自然优势，发展规模不等的各种果园。
　　
　　到二十世纪三十年代，以福山、牟平、黄县为中心的苹果栽培已具相当规模。据1932年12月《胶济铁路调查报告》记载，烟台苹果总产量已达10万担。到抗日战争前夕的1936年，仅烟台、福山、牟平的苹果栽培面积就发展到28512亩，160余万株，总产2486.5万公斤，形成了烟台西洋苹果栽培的第一个鼎盛时期。1938年，日本帝国主义侵占了烟台，把人民群众推进了水深火热之中，苹果生产遭受了严重破坏。1945年，又起内战，炮火连天，苹果生产再遭劫难，雪上加霜，迅速跌入低谷。